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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對教會學校的教職員堅持這一觀點，並指出：「我也知道，勸教會學校拋棄傳教的目的，比勸張作霖、吳佩孚裁兵還要難得多。」明知不受歡迎，他仍寧願做這種專說反話的「魔鬼的辯護士」（advocat diaboli）。[34]可見胡適內心深處對傳教事業抵拒之深。
胡適對傳教士提出這樣的要求正與他要求中國人不反帝的做法相同，他首先考慮的是「應該」如何，然後才問實際上是否行得通。其實胡適並不是不瞭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認識到這一民眾情緒的力量。他在1921年6月曾作文批評英國人斯科特博士（dr stt）提出的英國退還庚款計劃，在結論部分提醒英國人說：「特別在今日中國，吾人切勿低估民族主義敏感性這一不幸因素。」其用詞雖不免帶有負面的色彩，但對洋人這樣提醒，是語含威懾之意的。胡適反對斯氏計劃的根本考慮，就因為在英國人看來，這計劃「或以為太見好於中國人，而中國人則以為太多英國的干涉」。[35]這就是當時的現實情形。雙方的認知和立場相去太遠，胡適在兩方面都做「魔鬼的辯護士」的苦心，也無非是盡他國士之責，希望多少能彌合或縮小雙方的距離而已。
儘管胡適一直私下或公開地攻擊在華傳教事業，教會方面卻知道胡適的影響力，仍盡力拉攏之。1922年4月，北京的青年會請胡適去主持傳教士穆德的演說。胡以為彼等明知其為無神論者而仍邀請之，感覺「有些基督教徒真可惡」，於是正式寫信重申其立場，信中並明言反對基督教誘人入教之舉，因為他自己就認為當年在美國一度入教是上了這種當。胡適平日結交西人，也很注重其對傳教事業的態度。當時任溥儀家庭教師的英國人莊士敦是民初提倡保全中國固有文化最力的外國人之一，胡適本是最反對外國人這種做法的，但對莊士敦卻例外。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最恨傳教士。他著的書之中，有兩種是批評在中國的傳教運動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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