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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胡適又說，他不分經學和子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把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1919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他還指出，他主編北大的《國學季刊》，用橫排及新式標點，這又「是個小小的革命了」。[38]處處在革命，可知其主動要想「革命」的意識的確很強。胡適的懷疑、翻案、「截斷眾流」及以平等眼光對待經學和子學等之所以為「革命」，就在於他和以前學者的一個根本區別：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識地主動為之。
所以餘英時師指出，胡適的基本貢獻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他能在國故研究上建立新典範、開闢新風氣，正因為「他的舊學和新知配合運用得恰到好處」。若只及一面，則不但舊學方面超過胡適的人不少，就是西學，當時一些留學生也實在他之上。但這些人所知雖深，卻很少能以淺顯出之，其實際的影響，只在很窄的範圍內。胡適對西學的態度可以說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他服膺杜威的實驗主義就主要是在方法論的層面。餘先生說，正因為胡適沒有深入西學，「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這是見道之解。
胡適在寫《四十自述》時，即已認為他比許多人高明處正在跳出了西學「新名詞」的框框。今日海內外學者對西學也有隻取一瓢飲且所知頗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詞」的框框，離了這些新名詞便無以言學問。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之中而不能自拔。實際上，對西學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須中學有相當的根基。若無此根基，則「取一瓢飲」也好，一頭栽進去想在「游泳中學會游泳」也好，多半都只會達到一個「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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