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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1919年2月出版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之所以能夠震動一世而建立「史學革命」的「典範」，就因為其「所提供的並不是個別的觀點而是一整套關於國故整理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系統」。這部書在中國近代史學革命上的歷史意義，餘英時師已論之甚詳。大體說來，其在當時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處即是蔡元培在「序」中指出的：（1）證明的方法，包括考訂時代、辨別真偽，和揭出各家方法論的立場。（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3）平等的眼光，對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4）系統的研究，即排比時代，以見思想演進的脈絡。胡適自己特別重視，直到晚年都還記得的則是（2）（3）兩點，他自己就認為在當時中國的學術界具有革命的意義。
這幾方面當然都受了西方哲學史的影響，但同時也和上述考證學的內在發展相適應。正如餘先生所說：「胡適的學術基地自始即在中國的考證學，實驗主義和科學方法對於他的成學而言都只有緣助的作用，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的確，「如果只有外來的影響，而全無內在的根據，那便只好叫做『征服』，而談不上『革命』了」。前面說過，胡適在上海所受「新教育」與許多同齡人的不同之處，即在於他不僅受梁啟超、嚴復以至林紓的影響，同時也認真讀理學和諸子這些「異軍」的書。所以他最能領會晚清學術演變的動態。由於西方近代的多元思想和中國學術傳統在胡適身上「裡應外合」的雙重便利，新典範的建立終於在他的手中得到成功。
蔡元培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中也說明瞭胡適具備的一些他人很難齊備的長處：「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裡就比較的容易多了。」
這一段話，在說明胡適中西學兼治、西學又恰長於哲學史等方面，是基本準確的。說他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是個小誤解。但蔡「序」特別強調胡適和漢學之間的關係，則是個大誤解。不過當時不止是蔡氏有此認知，自詡為「講新學而力求漢學根底」的吳虞，在沒與胡適見面之前就以為胡適是「講新學而不昧漢學家風」。實際上，唐德剛先生已指出，胡適曾親口對他說，他「絕對不承認」人家把他列入「古文家」一類。為什麼胡適本不喜歡漢學，而人皆以為他是漢學家？這可能是因為前述胡適到北大後曾努力攻讀太炎著作，且由於錢玄同和大量北大同人的緣故，不能不對太炎表示相當的敬意。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再版自序」中說：「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北大的同事裡，則說錢玄同、朱希祖都給了很多幫助。兩人也都是太炎弟子。[31]而且，胡適一生在學術上所為，基本上是清儒中漢學一派所為的考據，而當時一般人的認知，做考據便等於漢學家了。這恰是時人對胡適的新考據認識不足的表徵。在胡適看來，他做考據用的是「科學方法」，非古文家所能夢見。而胡適對漢學家的看不上眼，也不排除其潛意識中有點宋學的影子在起作用。
胡適的少年教育基本是以宋儒的觀念為依歸的。1910年，在準備出國考試時，胡適得其二哥的朋友楊景蘇指點，開始接觸漢代的治學方法，併購置《十三經註疏》帶到美國細讀。但在讀了漢儒的《詩經》註疏後，他覺得仍是他幼年所讀的宋儒朱熹的注「比較近情入理」。所以，餘英時師注意到，胡適早年對漢學大家章太炎的學術，「曾列為主要的批評物件」。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