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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胡適不僅瞭解「美之鄉民，以為凡中國人皆洗衣工」；而且在康大校園裡就曾數見種族歧視的事例。在胡適就學於康大期間。該校的白人女生以種族歧視，曾兩度試圖拒絕有色人種女生同住校舍。兩次事件中，民族主義情緒其實頗足的胡適都是站在反種族歧視一邊的。1911年的第一次，校長否決了白人女生的請願。三年後該校白人女生再次上書校長要驅逐兩黑人女子出女生宿舍。校長初已同意。康大世界會的人乃力謀挽回之。此時已經以「最痛惡種族惡感」而著稱於校的胡適積極參與了此事，為之寫信給該校日報，終使校長收回成命。[7]
胡適同時也知道，就是那些主觀上頗同情「弱小民族」的美國人，其下意識中仍有自我優越感存在。他參加的康大學生世界會，其成員除外國學生外，就是比較喜歡和同情外國的美國學生。一日有菲律賓學生演說宣傳菲自主，而世界會有人卻「嗤之以鼻」，並有美國學生對胡適說，美國如果讓菲律賓人自主，不過是讓日本人來侵佔罷了。胡適聽了，「鼻酸不能答」，只好點點頭，回來後慨嘆道：「嗚呼，亡國人寧有言論之時哉！如其欲圖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8]同情外國的美國人之觀念尚且如此，胡適能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嗎！此時他已定下了愛國救國不能徒發空言，而必須落實在行動上的決心。胡適很清楚，不能自立，就談不上自主，談也無用。來美不到一年，他對西方人的瞭解已較深入了。不過他對美國主要是見其好處，說的時候更基本不說其壞處，也是事實。
胡適這種對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光明一面的傾慕，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號稱十二三歲就已是無神論者的他，竟然於1911年入了基督教。1911年6月中旬，胡適得知他的好友程樂亭去世，心中難受，就去參加基督教會辦的夏令營，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殺吾悲懷耳」。在夏令營期間，連日聽有名傳教士演說，特別見到他中國公學時的同學陳紹唐因入教而「言行真如程朱學者，令人望而敬愛」，頗覺耶教「變化氣質之功，真令人可驚」，遂有「奉行耶氏之意」。他在6月17日給章希呂寫信，講到在基督教夏令營這些感受，還說「現尚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讀bible［《聖經》］冀有所得耳」。但第二天再聽陳紹唐講教義，「大為所動」，決定「自今日始，餘為耶穌信徒矣」，那天晚上即在講道時當場起立自願入教。但是胡適終不能與耶教相得，從1912年起就逐漸「淡出」而脫離了教會；幾年後回想起來，又認為是教會「用『感情的』手段來捉人」，反而「起一種反動」，深恨教會這種玩「把戲」的行為。[9]
周明之先生對胡適的加入基督教有頗為深刻的分析。他認為無神論者胡適之所以能成為基督徒，是因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並將基督教作為「優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10]而傳教士正是最強調文化的「整體性」的。的確，胡適在中國讀書的十多年間，正是西方文化優越觀在中國士人心目中確立之時。胡適的入教，正像其割掉辮子留諸國中一樣，也確實有想疏離於「野蠻落後」的中國而認同於「優越的」西方之意。而且，就是他後來大講的世界主義，其中也不無此類蘊涵。有意思的是，胡適的最終捐棄基督教，卻是根據的文化可分論。他在對西學有較多把握之後，就將西方文化一分為二，在基督教的傳播方式上看到了與中國的「村嫗說地獄事」、塑造「神像」、「佛教中之經咒」以及「道家之符籙治病」等同樣「野蠻」之處；基督教既然與「野蠻」的中國相類似，其不屬於那「優越的」西方即不言自明，當然也就不必對之尊奉了。
同時，胡適對基督教的反感，還在於更早就有的對傳教士和整個西方在中國行為的不滿。就傳教士個人來說，他們到異端國家去就是為了教化化外之民，所以「當和我們一起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