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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胡適竟然再次「轉學」了。這一次是中國公學的「內亂」，許多學生和學校的幹事會起了衝突，結果分裂出一個「中國新公學」。胡適果然又在新的一邊。他初因生病，捲入不多，後來卻成了主角之一，「被舉為大會書記，許多記錄和宣言都是我做的」。這再次從一個側面證明少年胡適在同學裡仍以能做文章見長。學校分裂的結果，胡適竟然成為新公學低階班的英文教員，在公學裡也漸漸「出人頭地」了。這樣，胡適除在教書時得以將英文文法弄熟以外，學業上就不能有較大進步了。到了新老公學各自妥協復歸合併時，捲入太深的胡適再次率其反叛之性，懷著「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的心情成了少數幾個拒絕回校的人之一。其結果，胡適在上海就讀的學校一個也未能畢業。[53]
中國公學對胡適的學業增長雖然不如澄衷學堂，但他到上海後才形成的參與意識，卻在這裡得到較充分的發展。以後到講究參與的美國讀書，這種比一般中國人強得多的參與意識，就很受用了。而且，對於曾經傳抄《革命軍》的少年胡適來說，中國公學是他真正接觸到許多「新人物」的地方，他自己也從「自命為『新人物』」的階段進而成為一個真正的新人物。實際上，在這革命黨人眾多的地方，胡適也在不知不覺之中成了「民國前革命報人」（馮自由語）之一。
三 成了「新人物」
新人物是新教育的產物。胡適在其英文的自傳中說到了在上海讀書時所受的「新教育」，包括學校的功課、林譯小說、理學書和諸子書、梁啟超的著作以及嚴復的著譯。在大致列舉了學校功課的科目後，胡適首先就說到因讀林譯小說而知道了歐西小說名家。有意思的是他在幾乎同時寫的《四十自述》裡，卻全不提此事。周明之先生說胡適「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此即典型一例。直到晚年，他才說起1915年他二十歲時寫《康南耳君傳》，「我那時還寫古文……那時敘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我總看了上百部。」[54]如果以量計，林譯小說對胡適的影響當數第一（他讀梁、嚴二人的作品可以肯定是不到百部的），這或者就是他將此首先提出的一個原因吧。有意思的是，林紓對胡適的影響也包括古文的寫作，而且他在這方面至少到1915年時還頗受林紓的影響。
胡適把理學書和諸子書列入「新教育」是頗有提示性的。今日即使是史學研究者，恐怕也已少有人將這些著作視為當時「新」的一個組成部分了。胡適的教育經歷再次表明了中國傳統自身的演變。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固然有為實現「經學即理學」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據學壟斷中國學術界時，理學早已退到較邊緣的地位。只是到了鹹同之時，理學才略有復甦。胡家是個理學家庭，他小時候讀經書即學的是官方採用的朱注而非漢儒之注。但讀真正的理學書籍，卻是這時候在二哥的指點下才開始的。清季漢學雖已在衰落，但宋學仍非主流。故除應試外，讀理學書多少具有些求變即「新」的意思在。同樣，諸子學也是到清中葉才開始逐漸引起學術界一些主流學者的注意。在辛亥革命之前，用心讀諸子學也還是屬於趨新求變的傾向。完全以「平等的眼光」來對待諸子學，要到後來胡適執學術界牛耳之時了。在那時，這都是胡適所謂「『正統』的崩壞，『異軍』的復活」。[55]胡適「新教育」的這一個側面，大約正是使他與許多受開放口岸新教育的同齡人的不同之處。那時受新教育者，大概沒有不受梁啟超、嚴復以至林紓影響的；但同時也認真讀理學書和諸子書的，或者就不那麼普遍了。
當然，那些年對胡適影響最大的還是梁啟超。正如胡適指出的，梁是那一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