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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胡適這十多年與父親特別是母親在一起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主要是給了他「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胡適自謂：「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但正如他也說過的，胡母是「慈母兼任嚴父」。胡適所受的做人的訓練，許多也來自其父親，只是從母親那裡轉手罷了。胡適一生為人處世受父母影響極深，他自己回憶說，「我父親死得太早，我離開他時，還只是三歲小孩」，其間還有一年多的時間沒有住在一起。故小胡適與父親的接觸是不多的。「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記得起的，就只有父親教他認字、也是父親學生的母親兼做助教那一段「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7]
這回憶的「神聖」和可貴，或者也是因為父親去世後孤兒寡母生活的艱難所升華。胡適1907年做詩《棄父行》，有序，說這是「作者極傷心語也。作者少孤，年十六，而先人聲音笑貌，僅於夢魂中得其彷彿。年來亟膺家難，益思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於此。是以知人生無父為至可痛也」。[8]其中「吾父苟不死者，吾又何至於此」很能說明胡適的心境。除作者的傷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長的不夠爭氣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諧。實際上，恐怕也有「吾父苟不死者，吾母又何至於此」的意思在。聲音笑貌既然只能「得其彷彿」，對小胡適來說，父親的形象部分是由母親的追述幫助塑造出來，部分更可能是他自己較懂事後去追溯出來的。他後來自己說，父親留給他的，一方面是遺傳，一方面是「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9]但父親的影響，其實還要深遠得多。
胡適未進學堂，已認得近千字，所以就跨越了一般兒童所讀的《三字經》《千字文》等識字課本。他一進學堂，讀的就是胡傳自編的《學為人詩》，也就是胡傳希望他的兒女學習的「做人的道理」。詩的第一句就是「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下面緊接著又補充說：「子弟臣友，循理之正；謹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學為人，以期作聖。」[10]如果這裡是在闡述《禮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的大道理，則自有理學家所謂人心、道心和循天理一類的大講究。[11]胡傳雖理學中人，是否會讓小孩子去體味這樣深奧的性理之學，我尚存疑。若退而求其字面意，則第一句講的是重自然的發展，以下接連以人倫準則約束之。這雖然是典型的儒家觀念，但與赫胥黎之《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見解也頗相近（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就將後者略去許多）。能將此兩方面融為一體的確應可以成為真正的聖人，當然要做到實不容易。小胡適初讀這些句子時雖然未必就能領會，但熟讀成誦之後，其潛移默化的力量決不在年齡較長之後讀懂的那些東西之下。觀其一生，也正是在「率其性」和謹勉以學為人之間遊移，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孔子的態度，雖不能至，仍始終向著「作聖」的方向努力。[12]其間種種的看上去矛盾之處或表面的「激進」與「保守」，大約都與此有些關聯。從這個視角看，胡傳總結出的做人的道理，的確影響了他小兒子的一生。
同時，胡傳敢於闖蕩邊疆那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精神，對胡適也有較大影響。唐德剛先生說，胡傳闖邊的「最大動機」，是「在人才濟濟的東南和北京找不到可以一展抱負的機會」，所以「下定決心到那最需要人才，而人才最不願去的地方」。[13]胡傳的這種精神，他的二兒子和小兒子都頗能繼承。胡適是幼子，少無養家之責，只見父親行事的精神，所以對父親闖邊一事十分自豪，也覺得父親的成功與此相關，每樂道之；後來在美國時還曾勸他的二哥另闢蹊徑，往西北發展。但是胡適二哥的觀感就與其弟大不相同。胡覺因大哥不十分能幹，稍長即隨父親闖邊，在臺灣時幾至戰死沙場；後來也曾步乃父後塵，往東北求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