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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類的奴役狀態的存在，並沒有歷史上的特殊依據，因而，在宏大的清帝國面前，所有的平民本來便是平等的。在寫到廣東省被人視為卑賤的船民胥戶時，胤禛宣佈道：“胥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屏棄之理。”
新近的一本研究著作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最重要的是”，當這些人獲得自由身份後，“便可以利用擴大的勞工市場，並且隨意改換僱主”
在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西方人看來，不受約束的勞工市場，以及個人依賴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極富號召力的現象，並與“自由”與“進步”聯絡在一起。但它們對於一個生活於十八世紀的中國人的心態所發生的影響，卻可能不盡相同。勿庸置疑，對於那些正為能在小塊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掙扎奮鬥的家庭來說，它們亟需出賣多餘勞力以使家人不受飢餓之苦，因而對此是歡迎的。對於無地的農民來說，這使他們有了在自由市場上透過被僱為農工而生存下去的希望。對於一部分既有能力又有運氣的無家可歸者來說，這甚至使得他們有可能擺脫卑賤地位，透過參加科舉考試（這本來是不對“賤人”開門的）而獲得上流人士的身份（1771年的一個法令對這種新貴的情況作出了規定，“以報告改業之人為始，下逮四代”，“方準報捐應試”）。然而，使人懷疑的是，那些奴僕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獲得了自由”？甚歪在半個世紀以後，徽州地區形同農奴的佃農要擁有這種由皇上所準給予的自由，仍然會遇到麻煩。
一位歷史學家指出，用金錢贖身的條款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它大大超出了佃農們的能力，況且，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他們、一旦贖身也就失去了生計。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於十八世紀經濟“自由勞工”現象背後的是買方市場這一事實。在江南這個人口日益擁擠的地區，對工資勞工來說，“自由”意味著他們能夠將自己的家庭同本書剛剛敘述過的江南地區棉布生產的體系掛起鉤來；“自由”意味著他們可以離開某個壓榨人的地主去尋找另外的僱用機會；大概，“自由”還意味著他們可以加入政府為完成各種工程而僱傭的勞…工大軍，或可以在內河船埠以及外貿海運碼頭找到工作。但是，在這個經濟成長的時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買主來購買他們的勞力？這些人又該幹些什麼？
民眾意識中的盛世
乾隆年闖的中國，經濟確實是生氣勃勃。然而，它對社會意識有著怎樣的影響，卻是一個實際上未經探討的問鼯。社會傳播就是一個例子。密集的商業網路在十八世紀的全景中佔有重要地位，並幾乎使每個人都同某一市場有著固定的關係。關於各種地區性與全國性事件的訊息見聞，也沿著連線各個村莊與各個市鎮的商路，隨著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傳開去。那種在今天的中國作為對於由政府控制的新聞媒體的補充而顯得特別重要的“小道訊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經有了發展。而且，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個時代便已同地區性和全國性的資訊網路聯絡在一起。關於別的地方存在著什麼機會、或有著什麼危險的訊息，是當時中國村民（更不必說城裡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須臾難離的。我們最難以判斷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裡究竟意味著什麼。人們對於生活正向何種方向發生變化，是變好還是變壞，是變得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等同題的態度，同我們期待在經濟發展時會發生的情況？可能大相徑庭。從一個十八世紀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看，商業的發展大概並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並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商業與製造業的發展使得處於巨大壓力下的農村家庭能夠生存下去，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投入每個人的勞力。從歷史的眼光來看，當時經濟的生氣勃勃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