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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骯髒得令人生厭，頭髮板結，衣衫襤樓，等等）便與通常身著袍服的僧人形成了對照。即便如此，在大眾的心目中，僧人與一般乞丐之間的區別並非一清二楚。北京人很久以來便習慣於將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這種叫法便是來自於“募化”一詞——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討活動。在種種為乞丐特有並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許是最能為人所接受的一種。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些角色看作是在十八世紀已經很好地建立起來的某種社會模板，每當時勢變得艱難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便能夠將自己依附上去。這種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變人們行為的力量，這也許正反映了十八世紀狀況的實質：那些被清代社會的經濟壓力擠壓出來的人們，在社會符號的領域裡，仍然能夠找到可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
在後來的那個社會走向崩潰的時代，人們將會發現，在大眾一貧如洗所產生的壓力之下。這種模板也開始破裂了。
從一個世紀或更久以後沒有標明日期的那些資料來看（這些資料在民俗學家徐珂極有價值的關於清代逸聞及社會掌故的集子中可以看到）。乞丐在各地社會種種不同的生態環境中，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人為縣府服役擔任遞送令狀的差使。有些人的角色隨季節而變：從安徽北部來的行乞者每年冬天（亦即村裡的農閒季節）都要在江浙兩省邊界上的小城鎮集中，整個冬天都以乞討為生，到春天再回家鄉。這些人看來是普通的農民，他們無法在兩季收成之間找到活計生存下去。那麼，就理解十八世紀情況的需要而言，徐珂提供的資訊又有多大的幫助呢（這些資訊中的很大一部分肯定是來自十九世紀後期或更晚的時候）？儘管一個世紀後的經濟狀況更為惡化，人口過密以及社會解體的情況也更加嚴重，但當時人們對於下層僧道階級發展的種種看法，至少能使我們不會放過十八世紀中葉流動人口實際增長的證據。
有關清代外向性移民的討論，很大程度上都集中於人們向人口密度相對來說不高的邊遠地區與海外的移動。由於這是一個地方官員所必須處理的問題，也由於國家有時會對此予以鼓勵，這種外向性移民在帝國的檔案檔案中有著很完善的記載。然而，要對人口向下移動的情況——即對人們被迫拋棄固定職業而四處飄泊乞討的情況一作出判斷，就要困難得多。當行乞者變得失去秩序時，這個問題偶爾也會在文獻資料中有所反映：在前文提及的廣德山區中，到1767年，乾隆中期的“盛世”孕育了一幫“丐匪”，他們出沒於這一地區，以武力強取豪奪，並以棍棒石塊與捕役交鋒。後來，當這些乞丐被抓到時，才發現，其中有十人先前曾因同樣的案由在鄰近的徽州與秀寧被捕過，但他們只是捱了一頓打，然後便被釋放了。這一次，弘曆下詔給他們以更為嚴厲的懲處。然而，他卻完全沒有提及廣德經濟上的問題。
妖術、敵意與焦慮
雖然上述資訊具有啟發意義，但我們並不能因此便斷定，到了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經濟已將大量人口擠入一個不斷擴大的下層階級。然而，有更多的證據表明，人們的觀念是起作用的：在妖術恐慌發生的前後，司法記錄中出現了一些關於民眾敵視乞丐的案子，頗能夠引人聯想。在一件案子裡，一個姓黃的乞丐到一家姓黃的家門口乞討（兩人或屬同宗，但並非五服之內）。黃家人要他以後再來。乞丐已是飢腸轆轆，便一面怒吼，一面試圖擠進門去。黃家人使用粗木棍打他，把他打死了。在另一件案子裡，當一群鄰人正散坐著吃喝時，三個乞丐走來同他們搭話。他們得到了一小捧吃食，卻大聲抱怨說東西太少，並把討飯碗捧碎了。這群鄰人便攻打他們，結果，兩人逃走，一人被打死。兩個案子中的殺人者均判為絞監候（對於殺人罪一般都作此判決）。①如果有辦法證明，這種導致殺人的敵意隨著時間的推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