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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柔弱、內心鋼韌的女孩，在短暫的沮喪之後，很快又清醒地重新梳理蠢動於心底的諸多夢想。
留學夢擱淺了，還有文學夢。她對自己天才般的才情，一向是有些驕矜自恃的。與剛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一樣，她的內心無法抑制地騷動著，興奮、無畏、躍躍欲試……她相信，她一定能在上海這個熟悉而繁華的都市成就她的文學夢想。她隱約悟到“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是一種新舊文化和中西方文化交織一起，略帶畸形的、混沌的奇異，或許這奇異正好迎了她骨子裡不斷湧動的詭譎奇異的靈感。
張愛玲雖然孤傲清高， 但生活的磨難以及她敏銳的洞察力，又使她諳知世故。她知道“用別人的錢，即使是父母的遺產，也不如用自己賺來的錢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錢，如果愛他的話，那卻是一種快樂，願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飯，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傳統權利，即使女人現在有了職業，還是捨不得放棄的。”
（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回上海後，張愛玲一直和姑姑住一起。她需要掙錢來維持生計，除了寫作，她別無他技。正如她自己所言，她“生來就是寫小說的”。
（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她最開始是為英文報刊《泰晤士報》、《二十世紀》寫影評、劇評或時裝藝術等與生活相關的雜文。其中一部分文章，在她成名後，翻譯成中文，收入她的散文集《流言》。
賣文只是謀生的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張愛玲真正的目的是成為一位知名的作家。淪陷的上海，文藝刊物上早已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文章。文人們大多都鄙視日偽政府，也不願揹負漢奸的罵名。他們有的被封殺、有的撤離、有的封筆，一時間，文壇形成一個真空的局面。正是這個空檔期，張愛玲橫空出世。作家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回憶道：“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山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臺。”（摘自臺北業強出版社。柯靈。《隔海拜年》）對夢想的執著、對成名的渴望以及對金錢的需求，張愛玲已等不及將稿件扔進郵筒後，在編輯的案頭遙遙無期地碰運氣了。雖然她向來不善交際，於人情世故更是渾然不覺。可這次，她要主動出擊，要親自把稿子交到編輯的手上。
年嚴冬的末端，春寒料峭，寒意甚濃。經親戚朋友的介紹，張愛玲攜她的“兩爐香”………《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叩響了《紫羅蘭》主編周瘦鵑的家門。周瘦鵑是“鴛鴦蝴蝶派”作家裡“泰斗”級的人物，他才學淵博，集創作、翻譯、編輯於一身。雖飽受新文學陣營的詬病，但仍有極高的影響力和鑑賞力。
張愛玲著一身鵝黃色旗袍，亭亭玉立，京腔京調，執禮甚恭，令周瘦鵑眼前一亮。案頭香爐裡隱隱地燃著紫羅蘭香，嫋嫋漫起的一縷青煙，令滿屋暗香襲襲。周瘦鵑接過“兩爐香”的書稿，僅是題目，就令他深感別緻，接下去的開始，更令他欲罷不能。“請您尋出家傳的黴綠斑斕的銅香爐，點上一爐沉香屑，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我的故事也該完了。”（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當晚，周瘦鵑挑燈細品，對文章裡描寫的“奇幻的境界”擊案叫絕。“草坪的一角，栽了一顆小小的杜鵑花，正在開著，花朵兒粉紅裡略帶些黃，是鮮亮的蝦子紅。牆裡的春天，不過是虛應個景兒，誰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牆裡的春延燒到外牆去，滿山轟轟烈烈開著野杜鵑，那灼灼的紅色，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去了。杜鵑花外面，就是那濃藍的海，海里泊著白色的大船。這裡不單是色彩的強烈對照給予觀者一種眩暈的不真實的感覺………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