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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戴鴻賓談到&ldo;我與尚志同志鬥爭不夠&rdo;的原因：
對祁致中事件發生時期，我那時期的立場有心堅決鬥爭，那一些下級黨同志都是擁護趙尚志，不能擁護我的意見，我想如果要做堅強鬥爭，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當時在這怕死條件之下，避免了鬥爭。尚志同志對我懷著許多誠（成）見，主要的是在東（北）三、六軍的糾紛問題和在一起被押交換意見當中對我抱著不滿的情緒，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結果，是我過界後，在意見之下轉移，不反對他任何主張。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帶）兵，願做別種工作。因為這些原因，對我的生存問題，才有了保障。當然對這些問題，我極大的錯誤，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應該怕死，眼看著別的同志被處死，維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鬥爭，這是革命者最大可恥的錯誤責任。這一錯誤希望黨給我批評，幫我改正。關（於）我與尚志同志一年多經過事件就此結束。
一個明擺著的事實是，當戴鴻賓寫這些&ldo;說明&rdo;文字時，趙尚志已經被&ldo;永遠&rdo;開除黨籍了。
六十多年後，有老人告訴筆者，有個老劉交通，五十來歲，中溜個，大圓臉，挺壯實，跑交通到我們那兒，說祁致中讓趙尚志殺了。我們嚇了一跳，怎麼回事呀？老劉交通說打烏拉嘎金礦前，趙尚志給了祁致中三個絕的（任務）。一個是烏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個是不能開槍，全用刺刀挑死；三個是抓200個小背，每人背兩袋面。這三個任務怎麼完成？結果跑了5個鬼子，就要殺人。祁致中說我就一個要求，給我&ldo;兩毛五&rdo;（1顆子彈的價錢），讓我死得痛快點兒。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給二宇負責同志的信》中說：
獨立師天元部下之韓團長投降該鎮，現被繳械。祁致中之事（祁過界被扣留），應速設適當辦法，自彼去後，全部異常動搖，如無適當辦法，將來恐成問題，祁某非完全瞭解之同志，應撫慰之而安其舊職。
按照支委會分析、討論的三種可能性的第一種，如果祁致中可能帶領老部下逃跑，極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隊。自11軍沒了軍長，從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滿洲省委稱為&ldo;下江的勇士&rdo;的1師代師長、師長李景蔭在那兒撐著，而他還要強力支撐著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許多事情祁致中能想像得到。在異國被羈押和重獲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軍應該是他魂牽夢繞的所在。
那麼第二種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為這種可能性被處死的嗎？
無論有沒有這種可能性，我們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當時抗聯的大環境、大背景下進行分析。
一個戰士拿了老鄉一雙鞋被處死，那是執行紀律。要回家的&ldo;背小樹&rdo;，除夕篝火晚會上抱槍打盹的&ldo;背小樹&rdo;，這是懲治叛徒。準確地說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筆者早已提醒讀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聯，是因為採訪中不斷有老人這樣提醒我。這個人想家了，或是流露出一種被視為動搖了的什麼情緒，就危險了、緊張了。可即便開小差被抓回來，說他叛變，也沒證據。怎麼辦？關起來審查，或是送上法庭，判他幾年，&ldo;天大房子地大炕&rdo;，怎麼關押？綁在樹上，冬天凍死了，夏天餵蚊子了。今天這兒，明天那兒，帶著他們怎麼轉移？戰鬥隨時可能打響，槍一響，就算被冤枉的，被這麼一折騰，也可能逃跑。如果還有幾個同黨沒被發現，這支部隊就更兇險了，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景樂亭之死，與祁致中有許多相似之處。
只是景樂亭被誤殺後，又被黨的代表大會決議予以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