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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型別的商店門市都是獨此一家，所以大家相見的機會多，多到我們走在街頭上，很難見到一個陌生人，而且一看，就知此人是哪個街道的。如果遇到不認識的人，一般來說，此人要麼是外地來的，要麼就是鄉下來的。這一點，常令那些老街人感慨萬分，因為現在走在大街上，正相反，你很少見到幾個熟悉的人，彷彿你自己是這個城市的陌生人了。
那時的居民區管理得似乎比現在還要規範，別的不說，就說門牌吧，我現在住在向陽小區有十年了，始終沒有門牌號，送水送氣的，很難找上門，更不用說，郵寄信件之類了。而那時，各家都有門牌號，直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我家的門牌是運河鎮躍進街道青年路一巷31號。那是一個木製的藍底白字的長方型牌子，掛在各家的大門上。送信送報找人，極方便。沒有牌子的住戶，就是黑人黑戶了。
街道居民的住房大都自己蓋的，按面積，一年只收幾毛錢的地皮租。院子裡的樹，是自己栽的，卻不是屬於自己的，要是砍伐，需報鎮裡批准，折價了賣給自己。我之所以對此政策特熟，是因為我家的院子裡，曾經種過兩棵大柳樹和一棵大棗樹，最後全砍了制傢俱。
街道居民，身份很特別，正式的叫法是“城鎮居民”，有戶口本，有糧食本。我們住的那個居民區，實際上社員也不少，但大都是城鎮戶口居民的家屬，這些家屬也都是附近生產隊的社員。他們平時要幹農活，要養雞養豬，工資是掙工分，吃糧是生產隊配給，不像我們城鎮居民，有正式工作的有工資，沒正式工作的可以打小工，而且還可享受每月最低8元錢的生活保障，吃糧吃油，都是到糧食局買，大米只幾分錢一斤，便宜的像白送。所以那時，城市居民和農村人的身份真是天壤之別，城市居民有著極大的優越感，農村裡長得漂亮的姑娘，最大的理想就是找個城裡人的老公，這叫一步登天。這樣的例子，我們那一片中很多，只是嫁到城裡，還是黑人黑戶，入不了城市戶口，而且孩子的身份總是跟著母親走，還不能找正式工作，社會地位，比城裡人低，比鄉下人高。據說這型別的婦女，需在城裡生活一二十年以後，才有希望轉為城市戶口呢！
街道上的事，真是千頭萬緒，可以說，小到家庭瑣事，大到時政大事，衣食住行，思想行為，沒有不管不問的。那時政治運動多，三天兩頭要開居民大會，沒地點，多是在大馬路邊的空地上，黑壓壓的一大片，聽街道主任讀報紙或檔案。讀報的事，我就多次替母親做過，所以對《人民日報》特別有感情。還幫街道抄寫過大字報，那時也就十歲左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夜裡九點多鐘，母親參加學習班沒回，家裡來了四五個小大姐，嘰嘰喳喳的，說是要開證明去領幹小工子的錢，纏著我，讓我給開證明，還“小弟小弟”的喊得香甜，沒辦法了，我只好拿出紙筆和街道的大印，在媒油燈下，一筆一劃地給她們寫了證明。她們填誇我字好，還說領了錢買糖給我吃。回來將此事說與母親聽，母親笑著說，以後這樣的事，都交給我做了。因此，我成了街道主任的秘書，這是我小時最自豪的事，似乎比別的同齡孩子高出一頭，像個大人。
*時，街道主任也被當作走資派批鬥了一陣，大印也被造反派繳去了，讓我覺得很失落。後來中央*小組有指示，說大隊一級不屬走資派，於是街道主任搖身一變，也成了紅衛兵，大印重要回到手中。這時街道熱鬧了，也分成兩派，整天爭來爭取，開會成了吵架。有一陣，街道組織收舊書小組，到各居民家裡收舊書，我跟著參加了幾次，被那些舊書所吸引，後來就乾脆躲在街道辦公室裡偷看他們收來的舊書了。也是從那時起，培養了讀書的興趣。當時不僅看，還偷了幾本呢！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那書，我至少看了十遍也不止。
*初期，躍進街道辦公室就在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