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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哥哥」是中國人嗎——？

他會不會是個日本人，一個找不到身份擔保人，因而無法返回祖國的遺華日僑？母親會不會是基於同情，才假裝他是自己的兒子？不——這還是說不過去。就算是日本人，母親沒有理由為一個毫無瓜葛的外人做出這麼大的犧牲。一旦母親將這個人認定為自己的兒子，義工團體就不會再花時間去找真正的「村上龍彥」。換句話說，一旦將假貨認定為兒子，就等於放棄了與真正的兒子重逢的可能性。

我回想起一件事。當年出發逃難前，母親曾在家裡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姓名及老家地址，當時母親告訴我的理由是「爸爸要是回到家裡卻找不到我們，一定會很焦急，得讓他知道我們已經回日本了」。但冷靜想一想，母親何必連一起生活過的老家地址也刻在柱子上？父親沒有理由不知道老家地址，只要刻一句「我們回巖手老家了」不就行了嗎？

還有，為什麼母親要刻中文？在那些我看不懂的中文裡，會不會包含了寫給某人的訊息——？

到頭來，京都旅行時感受到的幸福只是假象，一趟旅行之後，反而讓我產生了新的謎團與懷疑。乍看之下以為是希望的微弱光芒，就這麼遭無邊無際的黑暗吞噬，宛如一隻闖入都市深夜的螢火蟲。

到了東京我連家也沒回，直接就前往醫院。探望過夏帆後，我告訴由香裡：「我求過了，哥哥還是不答應。」女兒那沮喪得彷彿失去最後一絲希望的聲音，令我心如刀割。

真正的哥哥還活著嗎？抑或已經死了？我苦苦思索了這個問題好幾天。

這天晚上，我正在家裡吃著晚餐，忽然門鈴響起，我探摸到牆邊的對講機。

「哪一位？」

「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吧？」聽聲音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敝姓巢鴨，東京入境管理局入境警備官。」

東京入境管理局？我心想，多半是為了那個自稱正牌村上龍彥的徐浩然而來的吧。但我與那個人只用手機透過一次電話而已。

「有什麼事嗎？」

「能進去談嗎？」

我遲疑了數秒，應了聲「好」，在黑暗中沿著牆壁走到玄關，開啟了門。入境警備官似乎有兩個人，我說了幾句客套話後引著他們入內，在客廳沙發上坐下。

「是關於上次那個『騙子』的事嗎？」

我開門見山地切入正題，是因為不希望讓陌生人在家裡待太長的時間。遭人過度窺探隱私的感覺，有點像是戴上了眼罩後被脫光衣服一樣，令我不安。

「騙子？」巢鴨的口氣有些詫異。

「大約兩星期前，你們的同事才來找過我。」

「這可玄了，在今天之前，我們入管局從不曾與你有過接觸。」

接觸——對方竟然用這種彷彿把我當成犯罪者的字眼，令我大感不滿，但我壓抑了情緒，說道：「那天有兩個自稱東京入管局人員的人在路上向我問話。」

就在說出「自稱」這個詞的瞬間，我心裡也覺得有些蹊蹺。沒錯，仔細回想起來，那兩人只是「自稱」東京入管局人員，卻沒有擺出任何確鑿證據。當時他們雖然向路過的婦人出示了手冊，但那搞不好只是在演戲而已。他們故意讓第三名同伴偽裝成路人，演了出示證件的戲碼，好取得我的信任。這些人到底是誰？他們的口音完全沒有中國腔，應該是地道的日本人。他們聲稱徐浩然是個騙子，逼我說出徐浩然的下落。

「村上先生——看來你是被人騙了。」

「——我就當你們是真正的入管局人員吧。這次又是為了什麼事來找我？」

「若你想要確認我們的身份，可請你信得過的親友過來。」

巢鴨說得泰然自若，沒有半點心虛。

「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