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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自稱是「體道」者，是「大聖」，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龍」，這些稱號綜合在一起，表現在社會歷史作用上便是：功蓋古今，恩賜天下。於是，秦始皇宣佈：「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先秦以來，「天下」是一個空間無限的概念。天子據有天下，也就意味著王權超越了空間。同時，嬴政還宣佈：「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他妄想透過子孫後代將專制權力永遠延伸下去，從而實現對時間的超越。此種權力觀經過暴力的彰顯與文化的滲透，逐漸為民眾所接受。傳統中國的百姓認為，管理者之所以能擁有行政權力，是因為他（們）能最大限度地體現神的意志。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絕大多數統治者都是以盡善盡美的形象出現。《詩》反映的西周時代的王是這樣，琅邪刻石歌頌的秦始皇是這樣，漢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這樣。古代的中國人習慣於對活著的帝王說「萬歲，萬歲，萬萬歲」，而不習慣於批評帝王的任何缺點。這是幾千年的高壓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嬴政根據這些理念確定了三種不可質疑的價值：皇權來自於神授，皇權在空間和時間上是無限的，皇權也是完美無缺的。正是由於君主壟斷了祭天之權，使得其權力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亦使得民眾墮入萬劫不復之深淵。此一儀式鞏固了權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胥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這樣，「公義」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
中國一直沒有出現一個類似於基督教教會的精神與權力體系，能夠對君權進行有效的制約與均衡。西方的君主雖然也曾號稱「朕即國家」，但其世俗權力卻需要獲得宗教領袖的承認。換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從上帝那裡獲得權力，而必須由教皇或大主教為之「中轉」。同時，教皇還透過「授衣權」控制教會，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異。在中世紀，德皇亨利四世曾經挑戰教皇的「授衣權」，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禮，之後召開主教會議，宣稱不再尊貴格利七世為教皇。教皇貴格利七世則宣佈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奪皇帝亨利四世在整個德國及義大利的主權，禁止任何人尊他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壓力，勢力強大的貴族召開會議，全體都希望亨利降卑。會議決定：在一年之內，如果教皇沒有取消將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麼亨利將失去王位。此時，亨利處境危急。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著嚴寒，穿越阿爾卑斯山，親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補贖禮。亨利穿著悔罪者粗糙的毛織長袍，光頭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進入教皇的房間，獲得其赦免。英王約翰也曾被教皇依諾森開除教籍。面對失去王位的危險，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懇求「重新成為神與羅馬教會的臣屬」。獲得原諒之後，英王約翰隨即將自己的皇冠及權杖交給教皇的代表魯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後再交還，以示教皇至高無上之權威。此種情境絕對不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中出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君王在將君權神聖化之後，其權力則是一元的，君王可隨心所欲地拓展版圖、控制人心，也可毫無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還是「叛徒」，僅只在君王一念之間。雖然諸多開國之君本人其實來自於叛逆，但在暴動成功、建立王朝之後，他們立即與「帝天」建立神秘聯絡，一躍變為上天在人間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權神聖化的模式在中國政治史上定格之後，造成極其嚴重之後果。後果之一，皇帝本人成為權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權的運用上，最後的決定權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權力沒有任何立法的根據及具體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