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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眾將還像以前，不再變動。有功之臣，五十人，各自賜一子為侯。
禪讓之後，經過幾個月的慶祝封賞，漸漸平淡下來。新興的晉國如日中天，各項事業蒸蒸日上。吏治清平，農業發達。人口得到了迅速的恢復。
這種情形下，我開始設法遏制，三國後期逐漸形成的貪汙腐化、攀比成風的不良習氣。半年之內，查處各地貪官汙吏一百餘，全部斬首示眾。並且暗地裡打擊士大夫在朝中的權勢。阻止南北朝時期所謂‘門閥制度’的產生。
貞觀二年，公元219年。我任命董和之子董允、張昭、顧雍、黃權、劉巴、程畿五人。開始施行新政。就是“王安石變法。”
這幾個人都是有名的死心眼。軟硬不吃，一心為民。用這樣的人變法最見成效。
晉代不比宋代，儒家的腐朽政治體系還沒有完全形成。士大夫的寄生組織也還沒來得及發揚光大。所以這個時候搞‘經濟體制改革’阻力非常之小。基本上皇帝下旨，就能成功。
王安石變法所以失敗，說穿了就是傷害了‘士大夫集團’的利益。這個集團比所謂的“宦官集團”要厲害的多了。他們處處打著孔聖人的名字，高舉著復古的旗幟，私底下將國家的地基挖空。當門閥制度形成之後，朝堂上站滿了士大夫，皇帝也是招惹不起的。所以我的速度要快——
在門閥制度來臨之前，我成功了，經歷了四十餘年混戰。大晉朝的人口和經濟在短短的三年內得到了復甦。
可惜的是，門閥制度還是在這個時候悄無聲息的有了雛形。
開國將領，封侯拜相的太多了。功臣宿將開始聯姻，盤根錯節，家族勢力無限膨脹。士大夫們的權利也開始不斷地擴大。兼併土地，兼併產業……我竟然無力阻止。
不是無力阻止，其實這一切是我造成的。
所有的門閥，都是封賞出來的。亭侯、鄉侯、縣侯相互聯姻、結成連理、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
做官對這些人的後代來說，豈非太容易了？？
政治體制改革，我不敢嘗試！！有人敢，比如——王莽。可惜此君的下場不足效法。
雖然弊端已經出現。但社會的進步還是有目共睹的。
僅以馬匹而言，五年前戰爭剛剛結束時，全國戰馬加起來還不到二十萬匹。雖說袁軍百萬。但大多都是步兵。五年之後，僅只是洛陽、鄴城、遼東、長安四個地方就有戰馬五十萬匹。隨著新法的推行，國家鼓勵開墾，土地面積迅速的增加三分之一。許多以前無人耕種或者蠻荒的地方，都有居民遷居屯墾。全國最主要的三十個糧倉全部灌滿。隨著生活得安定，我開始著手裁軍。一方面為了節省開支，另一方面，要讓這些強壯計程車兵，為祖國的人口事業做貢獻。
沒有百姓，我這個皇帝做來跟什麼？
幽州兵、益州兵、雍涼兵維持原狀。因為這些地方還不太平
中央軍、荊州兵、揚州兵加起來總共八十萬，我採取的是二選一。留下一半。另外一半，由政府發給安家費和土地，遣返回地方。男子多了，土地多了，糧食多了，沒有戰爭，生活安定了。那麼，人口繁衍的速度肯定會幾倍幾十倍的增長。
漢末，大漢朝人口不到八百萬。到了‘貞觀’五年。公元221年，已經超過九百萬。還在繼續增長中。
這一年是多事之秋。
西線，酒泉太守彥俊、敦煌太守何鸞勾結西域樓蘭王國叛亂。帥兵攻入張掖，殺死官兵、平民數萬人。涼州刺史陸遜退入武威會和呂蒙，派人向大都督郭嘉求援。
郭嘉上奏朝廷，我派張繡、張郃帥兵救援。同月郭嘉起兵二十萬迎敵，在河西走廊縱深，靠近酒泉八十里的地面上，消滅敵軍八萬，斬首彥俊、何鸞。樓蘭國王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