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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起來。
袁先生既然問了“司馬溫公，何許人也“，豈會是無的放矢？
此問，絕非是問司馬光是何人，定有深意。
凝思片刻，朱厚熜靈機一動，遲疑道：“同為元祐黨人的呂公著曾言：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司馬溫公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
語落，涼亭內餘珊與袁宗皋，俱是搖頭輕笑起來。
“慮事深遠，近乎於迂。呂公此言雖是為避尊者諱，實則有阿諛之嫌也。”
餘珊笑罷，搖頭道。
待得飛軒之內笑聲漸息，袁宗皋一拂長袖，道：“世子能言司馬溫公慮事深遠，近乎於迂，便足夠了。
濮議之爭，分作兩派。
以司馬溫公為首的兩制朝臣，認為英宗當稱其生父，為皇伯考（伯父）；而以韓琦為首的宰執們認為，順應人之本性，理應稱濮王為皇考（父親）。
老夫且先說，以司馬溫公為首的兩制官員。
早在濮議之前，司馬溫公曾於嘉祐八年，上疏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
故為所後者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也。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
此言之意，乃是宋英宗為仁宗繼子。以小宗之子的身份，入繼大宗之後，地位自當尊於小宗。故而在喪服之制上，對其本身父母，只齊衰（守喪）一年。
籍此來告誡英宗，休要以私情，而做損禮之事。
司馬溫公之意，認為關乎正朝法統傳續之大事上，血緣親情應落於宗法禮制之後也。
而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們，則以天性、人情為本，認為英宗可追崇其父。
與司馬溫公之迂不同，忠獻公（韓琦，諡號忠獻）則言：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而制事，當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也。
文忠公（歐陽修，諡號文忠）亦有言：今國家追崇濮王，其禮數有三而已，稱親一也，置園二也，立廟三也，未曾有幹亂京師昭穆也。”
聽到此處，朱厚熜已經心下了然。
他曉得，昭穆之制，乃是古之傳序至今的宗法制度。
宗廟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遞為昭穆，左為昭，右為穆。
轉念，又忖道：以司馬光的性情，定然不會是曹後之羽翼。
然則在朱厚熜眼裡，以司馬光為首的兩制官員，或是泥古不化、皓首窮經，不敢稍越禮儀藩籬的腐儒；或是別有用心，甘為曹後手中之刃的居心叵測之徒。
而如韓琦、歐陽修等宰執，則是變通務實。
忠獻公那句“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可謂是神來之筆。
文忠公更是直言，英宗追崇濮王，不過是出於天性而稱親、立廟罷了，絕無擾亂昭穆宗法之意。
想到此處，朱厚熜不禁感嘆：濮議之爭裡，如韓琦、歐陽修這般名相，用事之間，比之張璁等人，高明堂皇，差距不可以道里計。
單單是禮儀之辯的立意，與大禮儀之爭，便是雲泥之別也。
飛軒涼亭角落
黃錦垂眉斂目，躬身聽著亭中對談。
眼角餘光恰見朱厚熜眉宇緊蹙，恍然間，他對於自家世子爺的心思，已然是洞若觀火了。
若他記得沒錯，昔日他給世子爺讀智腦《明史》時，曾有幸目睹“大禮議之辯”。
這所謂大禮議，與如今所論的濮議之爭，何其相似？
譬如楊廷和等護禮派，不正如司馬溫公？
只是如司馬溫公這般溫良恭謙的大賢，私心是沒有。而如楊閣老這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