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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沒考上大學，居然淪落為給人逗樂子的康樂隊隊員，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學，希望能拿到學位，成為戲劇系教授。
直到現在，我格局比較大了，這層心理障礙依舊存在。我一回臺灣就緊張，搞戲劇，我是跑得越遠，能力越強，人也越開心。一臨家門，緊張壓力就迎面而來。對我來說，越接近生活，我的壓力越大，越難以從事藝術處理，能力越低。如小時候離開媽媽到花師附小，我就不哭了。離家到藝專，我的能力就有所發揮。在英國﹑美國拍西片較易發揮，一拍華語片就心情沉重。在我電影裡，這種心情表達得最明顯的大概就是《喜宴》，以為在海外很自由，但親情又把你抓回來。
想來有趣，返家、離家，壓抑、發展之間的拉扯，都和父親有關。留學是他和我之間的約定，離家千萬裡即是他的促成。
因為要留學，我就做了些準備。本來想去法國，因為那時法國電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剛開始我去學了兩個月的法文，但法文裡的陰性陽性、時式，搞得人頭昏腦漲，加上也要透過語文考試，於是改變初衷，有一搭沒一搭地繼續補英文，總算託福勉強過關，我開始申請學校。由於鄰居小孩在伊利諾伊大學唸書，回來時說起該校戲劇系有棟很大的劇場，裡面在幹什麼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請伊大。
文化衝擊：“性”與禁書
在伊大第一年，我經歷了兩個天地翻轉的文化衝擊：一是來自戲劇，一是我開始看左派書籍。
第一個文化衝擊跟“性”有關。因為當時伊大戲劇系老師所選讀的近代經典劇本，包括從易卜生（Henrik Ibsen）、荀伯格（Harold c。 Schonberg）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與“性”有所關聯，而且都很強烈。我因而對戲劇原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伊大，我感覺才接觸到真正的西方戲劇，整個扭轉了我對戲劇的觀點。
在西方，蛇在夢中引誘女人（夏娃）而使人類犯下原罪，受到“性”的處罰；在東方就好比七情六慾。西方戲劇喜用“衝突”來做手段，求取淨化與昇華，這似乎跟我們的教養很不同。
記得在藝專時，中西通達、學問最好的鄧綏寧老師教授“中國戲劇史”時，曾講過一段話，我當時以為是個笑話，在伊大接觸西方戲劇後，才領略箇中道理。鄧老師說：“和尚和尼姑的戲沒什麼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戲看。”王生善老師教我們“戲劇概論”時，也曾提及電視劇裡演“爸爸打兒子”的情節，一個耳光下去，兒子馬上說：“爸，我錯了！”王老師說：“戲，就不能認錯，就是要跟爸爸吵，再衝出去，這才叫戲，一認錯就沒戲了。”雖沒有明講，其實就是衝突。“不順”才造成戲劇性，戲劇的產生不是靠平衡、和諧，是相反的。
另一個文化衝擊就是我離開那時的臺灣，才有機會開始看“禁書”——共產黨的文藝及宣傳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諾（Edgar 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頭一回，我對自我的身份認同產生了不一樣的觀察角度。這個衝擊對我來說，有如天地倒置。
一讀電影就知道走對了路
在伊大，學科﹑術科並重。學科方面有戲劇史及劇本研讀，術科方面除了學習表演、導演、劇場運作外，每學期還要打卡做滿一百二至三百六十小時的劇場工作。除了做劇場工外，我還參加過三次正式舞臺演出及導過一次小劇場。伊大兩年，藝專三年，五年的戲劇養成教育，成為我日後電影創作的底子。
當時一眼看過去，我以為最優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組，我就有個概念，如果把戲劇剝到最後，用削減法衡量每個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麼最後最必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一個演員站在舞臺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