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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仿之際。……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餘於此二者常加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為了自警，曾國藩特作詩二首，告誡自己“善莫大於恕、德莫兇於妒”、“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他在為人待物上的確值得稱道，左宗棠對他的成見一度如此之深，又幾次不顧情面讓曾難堪，按照常理，朋友一旦疏遠往往易成心理上的仇敵，但曾國藩仍然能夠以恕道待之，甚至稱讚左為“當今天下第一人”。如此虛懷若谷的氣度在大政治家裡恐怕真是太稀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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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慾（4）
馬克斯·韋伯說過，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必須擁有三方面的稟賦：一是對自己認定的價值目標的生命關切和獻身熱忱，二是基於上述關切而產生的現實使命感並具有實現這一使命所必需的責任倫理，三是對現實超越感情的冷靜判斷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韋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是既在世俗又不為世俗，擁有權力又不迷戀權力，在工具理性的行動過程中實現價值理性的神聖目標。顯然，這是西方清教徒的形象。曾國藩自然不是清教徒，但在他的身上多少也體現出了中國式的“入世禁慾”精神。與一般清談義利之辨的儒家官員不同，他具有十分出色的經世致用才能和行政領導能力；與許多追名逐利的官僚政客比起來，又始終不失終極性的價值追求和清廉正直的個人私德。晚清畢竟是一個從傳統跨入現代、封閉走向開放的“三千年未有”之大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裡，最有可能出現既有傳統獻身精神和道德關懷又具現實應變能力和責任意識的非凡人物。曾國藩就是這樣承命而來，應運而生，在“入世禁慾”精神的導引下，成為“三不朽”的傳統典範。可惜的是這樣的精神不能維持良久，當社會日趨世俗、時務日趨複雜的情形下，個人的道德和僅剩的一點書卷氣大概都顯得過於迂腐了，於是後人變得更加機謀權變、精明練達，而在道德上卻無所顧忌了。曾國藩門下的第一高徒李鴻章在才幹上比起他的恩師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私德上卻差之千里。從“入世禁慾”到“入世縱慾”，難道這是歷史不可違抗的法則麼？
相隔一個半世紀以後，當又一個大時代來臨之際，曾國藩的再度走紅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以我書生之愚見，當人們津津有味地讀著《曾國藩》，吸取的多是些技術性的“領導藝術”一類，而獨獨忽略了他難得的德性，忽略了他經世才略背後體現出的精神關懷。倘若真是這樣，曾公地下有知，是否也會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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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遠生：懺悔中的精神昇華（1）
“似乎一身，分為二截：其一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諸動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時為作嘔。”
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以“懺悔錄”名書者，代不乏人，其中以聖奧古斯丁和盧梭的兩本最為知名。然而也許是筆者孤陋寡聞，類似的“懺悔錄”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卻鮮有所見。不過，近來偶然瀏覽七十年前的《東方雜誌》，竟然意外地檢得一篇《懺悔錄》，作者是黃遠生，再回頭索查商務印書館1984年重新影印出版的《遠生遺著》，方知已全文收錄。這便不由得撩起了我對《遠生遺著》特別是收入其中的《懺悔錄》，以及透過黃遠生所映現出的近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心態的盎然興味。
“似乎一身，分為二截”的分裂人格
黃遠生，江西九江人，1883年出生於“文采秀髮”的書香門第，原名為基，字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他年方二十一歲便高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後一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個。然而他卻絕意仕進，以新進士的資格東渡日本留學，辛亥革命後投身新聞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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