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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才，于志寧長者風度，馬周機辯過人，蘇瑁博學多文，高季輔清鑑善識，張行成體局方正，褚遂良直言不諱，劉洎剛強決斷，岑文字縝密強幹，這些人的長處不僅可以對李治產生影響，而且可以為李治所信賴依靠。
除此之外，這批人中，既有功勳元老，又有時政中堅；既有武官將才，又有經史文士；既在朝中掌握實權，又大多具有輔佐儲君的經驗。這些人代表了方方面面的勢力，既有唐太宗一貫信任的心腹，又有李承乾甚至李泰的舊僚。尤其是後兩部分人加入這個集團，對緩和李承乾、李泰勢力對李治的敵意，會發揮重要作用。
李世民對這些人寄以厚望，這些人也沒有辜負李世民的重託。他們在李治即位之前的幾年時間裡，穩固太子地位，播揚太子聲名，培養太子才幹，擴充套件太子德行，盡心竭力、不遺餘忠。及李治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李世勣等人成為朝廷中心人物，掌握大局，獻計獻策，使貞觀政風得以延續，與李世民的初衷基本合拍。
悉心教育太宗希望李治儘快成熟起來，成為一個合格的儲君，便把大量心血傾注到對他的教育上。他改變了過去只由經師充任太子侍講，講授經書內容的教育方法，採取“遇物必有誨渝”——在日常生活中借題發揮來教育李治。看見李治吃飯，就說：“你要知道稼穡的艱難，不奪農時，才能經常有飯吃。”見李治乘船，就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見李治在樹下小憩，就說：“木要以墨繩為準才能正直，君要能夠接受勸諫才會聖明。”見李治騎馬，就說：“你應知道不盡其力，才能常有馬可騎。”李治對父皇的諄諄教導總是畢恭畢敬地接受，表示一定“銘記在心”、“永誌不忘”。太宗晚年根據自已的經驗，親自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李治，從《君體》、《建親》、《求賢》《審宮》、《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方面對李治循循善誘，要他明晰修身、治國、安危、興廢的帝王之道。
除了訓誨之外，李世民利用每一個機會，命李治參與討論軍國大政，以增長其政治才幹。據史書記載：“太宗坐朝，常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畢，留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為太子陳說孝道，論及政事，或時有決罰，令太子評其可否，商榷辯論，深達政要，群臣莫不歎服。”與此同時，唐太宗讓李治監國，給予他越來越多的獨立處理政務的時間。其一可以使李治懂得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其二也為李治贏取政治美名。唐太宗不失時機地為李治播揚聲名，在與李治有關的詔令之中，如冊立太子、監國、參決庶政等，都充滿了對李治的褒獎贊賞之詞。由此可見，唐太宗在扶植李治方面，確實下了很大功夫。
太子李治在父皇太宗的悉心教導和群臣的忠心輔佐下，近步頗多。他不僅增加了許多政治方面的經驗，而且“文章筆扎，群藝日新”。太宗感到很寬慰，對群臣表示：“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某天資仁孝，內外傾服，膚之此舉，無愧於神人也。”
但是，有人指出，唐太宗對李治的教育遺漏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沒有針對李治的柔弱性格下大功夫。事實並非如此。當時在安排東宮僚屬時，太宗就特意針對李治仁弱缺點，命劉洎、岑文字、褚遂良、馬周更替到東宮與太子談論，以提高李治的學識與決斷能力。如果說太宗沒有就在李治仁弱這一點上下更多的功夫，也許是因為他認為李治年長以後，會有所改變；而且，仁恕守文，確實也是守城君主必備的美德。
李治寬仁孝友的天性，在被立為太子之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顯示。對大臣，他敬重有加。為了表示對老師高士廉的尊重，李治請他與自己同榻視事。後來，又下令為其專門設立座位，高士廉竭力推辭才沒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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