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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要求支援越南的反美鬥爭，這是一個基本背景。而在處理對越外交的具體問題時，中國又不得不同時在中美越和中蘇越兩個小三角遊戲中周旋。[3]
隨著中美不斷接近，中國在越南問題上愈來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渦：既要從現實政治力量對比出發調整其外交戰略，又不能放棄一貫高舉的支援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國際主義旗幟；既要繼續支援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國鬥爭進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給中美和解的程序設定障礙；既要透過實現美國在越南的撤軍來保證其南部邊境的安全，又不能讓蘇聯乘虛而入在同一方向構成新的威脅。簡而言之，中國既要同美國發展關係，又要支援美國的直接敵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關係鬆動到巴黎協定簽字這一時期分三個階段，分析在中美和解過程中，中國處理越戰問題時面臨的矛盾和尷尬處境，中國對越外交方針的微妙變化及其結果。
反對和談，堅決支援越南把戰爭進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雙方都感到有必要改變以往的僵硬立場，中美關係開始鬆動，與此同時，巴黎和談正式啟動。中國的外交方針仍然受到激進的革命路線的影響，為了保障南部邊境的安寧，中國堅定地支援越南把戰爭進行到底，極力反對美越和談，特別是在蘇聯參與斡旋的情況下。
1968年底尼克森上臺執政前後，中美關係出現了鬆動跡象。[4]
1969年3月的中蘇邊界武裝衝突使中美雙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斷地做出姿態和傳遞資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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