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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越中兩國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合作及會議成果，越南黨和領導人於會後曾多次予以高度評價，胡志明在1954年7月發表的文告中即表示：&ldo;由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代表團的幫助，我們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法國政府承認了我國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並同意了從我們的土地上撤退法國武裝部隊，以及其他。&rdo;1960年9月越南勞動黨三大透過的決議也指出：&ldo;我們贏得了簽訂日內瓦協議的勝利，恢復了印度支那的和平&rdo;。&ldo;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後，越南革命已經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rdo;越勞黨中央並曾致電中共中央，對中國在&ldo;抗戰以及日內瓦的外交鬥爭中&rdo;給予越方的&ldo;全力幫助&rdo;，表示&ldo;誠摯的感謝&rdo;。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會見毛澤東時還說：&ldo;奠邊府一戰只能解放我們的一半國土。&rdo;[4]
不過實際上，1954年簽署的日內瓦協議對越南的許多領導人，特別是對1956年8月根據越勞黨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導革命運動的黎筍[5]來說，已經成為一種永久的痛，他們在內心深處始終認為，越南當時有可能乘奠邊府戰役勝利之勢解放全國，只是在中國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進的步伐，其結果是為吳庭艷政權對越南南方人民進行鎮壓和屠殺製造了條件。這股怨氣，在越南抗美戰爭期間，由於需要維護越中關係以獲取中國的道義支援和物質援助，只能隱忍不發。而二十餘年後，當越中之間瀕臨大規模戰爭的邊緣時，黎筍透過&ldo;b同志&rdo;的講話，向其黨內同人宣洩了出來，他說：當我們簽署日內瓦協議時，正是周恩來將我國分成了兩部分。我必須說，在1954年，當時我們贏得了奠邊府戰役的勝利，胡伯伯發電報給我，要我必須前往南越重新集結那裡的部隊，並向南越的愛國者說明這件事。我乘貨車到了南方。一路上，愛國者們出來歡迎我，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勝利。這是多麼痛苦！看著我的南方愛國者們，我哭了。因為在這之後，美國人會到來，會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殺人民。[6]可以說，黎筍的這種積怨是導致他較早成為越勞黨中親蘇派人物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於中國而言，日內瓦協議的簽訂，結束了法國所進行的殖民戰爭，分化了美英法集團，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國，打破了其製造東南亞緊張局勢，爭取對東南亞地區事務主導權的計劃，推遲了美國對印支直接進行武裝干涉的步伐。但是，從冷戰的角度，或者說以冷戰思維觀察，就社會主義陣營的長遠利益而言，抗法戰爭的和平解決，實際上更多地只是滿足了蘇聯實現與美國緩和的意圖，並為中國提供了得以發展經濟的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而其遺留下來的越南分裂，寮國、柬埔寨在越軍退出之後將由資產階級控制等問題，無疑不利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壯大。日內瓦會議結束不久，美國即以防止共產黨侵略的名義建立了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東南亞條約組織，並將南越、寮國和柬埔寨列為該軍事集團的&ldo;保護地區&rdo;，將南越直接置於美國的控制之下，甚至公開宣稱這個條約就是為了對付中國的。這不僅打擊了以妥協實現印支和平的中國和越南，而且實際上也預示了美國同中越之間遲早要在印支地區發生軍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說來，社會主義陣營的長遠利益、全域性利益究竟是什麼？是以蘇聯的戰略利益為中心嗎？這個問題事實上既困擾著某些越南領導人，更困擾著毛澤東，這可以說是他後來反覆就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勸越妥協一事向越南領導人做自我批評，承認中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犯了錯誤，日內瓦協議是一個失敗的重要原因。
其二，關於中國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