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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大的依賴性。
第一，抗法戰爭時期（1950-1954）。
對于越南的抗法鬥爭，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就開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0年1月18日和30日中蘇兩國相繼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後，2月初胡志明即前往莫斯科同史達林和正在那裡訪問的毛澤東共同商討越南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各項問題，中蘇兩黨領導人並明確表示要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戰爭的勝利。此後，中國不僅向越南派出了軍事顧問團，而且還給以大量的軍事物資援助，同時具體協助越方組織和指揮了一系列重要戰役。[4]在中蘇兩國的道義支援，特別是中國的軍事援助下，抗法戰場上的政治和軍事態勢發生了有利於越南方面的根本性轉變。
但是，美國自第一次印支戰爭爆發以來就從未安逸地作壁上觀，而是不斷地進行支援和干涉活動。[5]尤其在1953年7月朝鮮實現停戰以後，美國開始更多地關注印支戰爭。這樣，越南的主要對手，從表面上、近期看是法國，但從實質上、遠期觀之則是隱身在法國背後、一直躍躍欲試的美國。拖延和擴大戰爭，使印度支那問題國際化，進而以聯合國的名義實施介入，乘勢將東南亞國家完全納入自己的軍事條約體系，已成為美國的一個既定目標。如此，朝鮮停戰後，中國與蘇聯，特別是中國，事實上面臨著再次與美國進行直接軍事衝突的可能。
而新的中蘇同盟關係的建立，雖然極大地改善了蘇聯的戰略地位和國際處境，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令蘇聯擁有了較過去強大得多的對美外交實力，但是在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中，就力量對比而言，蘇聯、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依然居於弱勢。由此，赫魯雪夫執政伊始即著手調整蘇聯的對外戰略，尋求同西方緩和，發展國力，以實現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近期戰略目標。與此同時，中國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加速實現中國的工業化，推進國防現代化。作為&ldo;一邊倒&rdo;的蘇聯的忠實盟友，在同美國再度發生軍事衝突的危險面前，毛澤東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與現實性發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強烈願望不得不讓位於對國家安全和建設的考慮。這樣，中國轉而在日內瓦會議上密切配合蘇聯，竭力說服剛剛取得奠邊府戰役重大勝利，軍事上處於進攻勢頭的越南黨，犧牲區域性利益以爭取全域性利益，犧牲眼前利益以獲取長遠利益，採取積極的談判方針，做出讓步。在蘇聯遙控指揮，中國大力推動下，越南與蘇聯和中國進一步協調了看法，打破了在劃分集結區問題上的僵局。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最終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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