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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治畢竟不存在溫情，民族情感也總要超越意識形態，留下的實際只是地緣政治的現實和力量對比的總趨勢，故而，建立在相同意識形態基礎上的雙邊關係往往是脆弱的。60年代初期以來，中蘇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隨之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呈瓦解之勢。與此同時，美蘇緩和，不結盟運動興起，民族解放運動進一步發展，世界政治力量出現了分化和改組。無論是戴高樂1965年關於世界存在美、蘇、中、西歐、亞非拉第三世界&ldo;五大實體&rdo;之說，還是尼克森1971年關於美、西歐、日、蘇、中&ldo;五大力量中心&rdo;之論，抑或毛澤東1974年關於&ldo;三個世界&rdo;的劃分，其反映的現實就是，50年代僵化的兩級結構已經開始動搖，世界出現了多極化趨勢。這種狀況不僅使世界形勢變得越來越複雜，而且還導致各種國際政治力量之間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各種不同形式的三角關係開始於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上形成，並且不斷發展和變化著。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蘇揮劍斷袂後兩國關係一度走到戰爭的邊緣，以及蘇聯實力膨脹對美轉守為攻、展開全球性爭奪的現實，賦予了中美蘇、中蘇越關係以新的含義。在印支戰爭的舞臺上，中美蘇越之間的三角外交開始注入戰略利益因素。尤其是中美蘇關係完全突破兩極結構，進入到單純以大國政治為基礎的三角外交的程序中。雖然中國在三邊中是最弱的一方，其力量、地位和作用都還無法與美蘇比肩而難以構成三角均勢，但就其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約和影響而言，這種三角外交應該說已納入到了國際戰略的範圍之內，成為一種戰略三角關係。與此相對應，中蘇越之間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捲入一種互動狀態，其關係也帶有了某種三角戰略的色彩。
在第二次印支戰爭後期，中美蘇、中蘇越兩個三角關係，互動影響，交叉重疊，敵友轉化，撲朔迷離，既有相互制約，又有相互依賴，外交遊戲做得複雜而多彩。就美國方面言之，其在亞太地區的主要任務就是遏制蘇聯的擴張。為此，美國對三角外交戰略的最初運用，便是緩和與中國的關係。從蘇聯方面來說，其亞洲政策的主旨不僅在於與美國競爭，而且更重要的是遏制中國。為此，它不但將對越政策由脫身改為插手，而且還極力拉攏越南，聯越抗衡中美之間的聯合。對中國方面而言，蘇聯已變成威脅國家安全的首要敵人。為此，中國調整對外戰略聯美抗蘇，並竭力避免越南投入蘇聯的懷抱。而就越南方面來說，它要獲取中蘇最大的援助以抵抗美國的侵略，同時在中國反蘇政策及對美政策的影響下，又要依靠蘇聯抵制中國的壓力，最終與蘇聯結成軍事同盟，共同對付中美。
儘管在這兩個三角關係中，各國力量的對比並無均勢可言，中國、越南相應都是三角中最弱的一邊，但是，美蘇兩國畢竟也受到這兩種小三角格局的制約，不能左右逢源。中美蘇越四方雖然付出了不菲的代價，卻都在某種程度上獲取了自己的戰略利益。此外，70年代初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開始參與國際事務，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響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美蘇走向全面對抗。由此，中美蘇三邊關係的變化中又增加了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因素，這即使中美蘇三角外交超出了地區的、區域性的性質，而具有了更廣泛的、影響國際戰略格局的全域性性意義。
（二）
在50-70年代兩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中美蘇越各國於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外交主導方針，四國之間的關係也逐漸相互轉化，進行著不同的組合。其間，無論是中美蘇還是中蘇越，都試圖透過各自的外交活動確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不過，美國憑藉其優勢的地位和影響，在各邊的相互關係中始終處於關鍵地位，保持著最大的機動性；蘇聯次之；中國和越南相對而言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