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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立長期有效的資訊傳遞渠道，是及時互通訊息、緩解危機的必要手段。
在處理國際關係時，敵對或對立的雙方只有平時在政府間或領導人間建立起有效的資訊傳遞渠道，並經常保持這一渠道的暢通，才能在危機來臨的時候，起到及時互通訊息，從而緩解或消除危機的作用。越南戰爭期間中美之間聯絡的過程說明，對於解決危機來說，這種方式事實上比任何公開宣告都更為重要和有效。而在韓戰時，由於中美之間缺乏這樣一條渠道，又不能保證臨時尋找的渠道暢通無阻，結果中國既未能阻止美軍越過三八線，美國也未能阻止中國跨過鴨綠江。如果中國方面能夠把出兵底線的資訊及時地、明確無誤地傳遞給對方，美國方面或許能夠把握住這次避免重大衝突的機會。相反，當對方的決策已經做出，遲到的資訊即使得到正確理解也已經為時晚矣。
第三，選擇資訊的傳遞者，也是保證雙方溝通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敵對雙方之間，要開闢私下或秘密溝通的渠道，對資訊傳遞者的選擇也是十分重要的。毫無疑問，其人必須是衝突雙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韓戰時期，中國在轉達最具威懾性的意圖時，卻選擇了一個遭到美國排斥的人‐‐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失策。其結果自然令中國方面資訊傳遞的效果大打折扣。與此相對照，在越南戰爭時期，中美之間一方面透過正式的官方渠道‐‐華沙大使級會談進行接觸，一方面在啟用非正式渠道傳送訊息時，選擇的資訊傳遞者是得到美國人支援的巴基斯坦總統和美國的盟友英國人。事實證明，這種選擇不僅保證了口信的迅速送達，而且還增強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資訊溝通的有效率。
第四，資訊的表述必須明確，以免對方在解讀資訊時產生誤解和迷惘。
在衝突的雙方之間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是起碼的瞭解的情況下，資訊的表達必須是明確和清楚的，否則便難免由於對方的誤解和迷惘而失去其效應。比較周恩來在越南戰爭中所反覆表述的中國的四點立場，那麼，他在韓戰期間向美國人傳遞資訊時使用的北京&ldo;要管&rdo;的說法，的確還不夠明確和強硬，再加上美方對資訊傳遞者的不信任，這一資訊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是必然的。
第五，對於資訊的解讀應該從實際出發，避免過多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思考。
對於資訊的理解及其真實性的判斷，其實比資訊的傳遞更為困難。在冷戰年代初期的衝突雙方，本來就缺乏相互信任和了解，雙方的決策機制和遊戲規則也不相同，特別是在審視對方時，又都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種狀況使得對立雙方往往無法客觀地判斷對方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意圖，於是，盲目的認識造成對資訊的誤讀誤判，進而導致決策的失誤。即如在韓戰中，美國先是把韓戰爆發看作是共產黨國家在全球發起總攻的開始，既而做出全面幹預戰爭的決策；後是把中國關于越過三八線的警告視為恫嚇性宣傳，因而無所顧忌地大舉進兵北韓。而到越南戰爭時，這種情況已大為改觀。美國經歷了韓戰中與中國的軍事較量，已知道中國人確實是說話算數的。詹森記取了杜魯門的教訓，在解讀中國方面的資訊後，嚴格控制美國的軍事行動，小心地避開中國劃出的戰爭底線；而中國也始終同美帝國主義者這個多年來被視為戰爭販子的頭號敵人保持了某種程度的默契。這樣，中美之間最終避免了一場新的戰爭。
總之，韓戰和越南戰爭期間中美資訊溝通的歷史表明，在現代社會，有效的資訊溝通有可能削弱衝突，消除危機；而資訊溝通的阻斷，則會導致危機的升級，乃至陷入戰爭的泥淖。特別是在敵對或衝突的國家之間，尋求和保持較高層次的、有效的接觸是完全必要的。這樣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