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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先考慮支援和目標密度的變數，那麼支配既定地區所需的遊擊隊數量應隨著目標數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複雜性的增加而加強。同時居民為遊擊戰爭提供有力的物質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戰爭的目標密度，須記住這是對合法當局的不斷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況下，還擁有強大的地方支援，高水平的地方後勤支援和情報供給，可能會導致支配空間所需的數量上出現下降趨勢。同樣，隨著人口和目標密度的增加，正規軍和反暴亂軍所需的數量也會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為這時正規軍要進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遊擊戰術的有利條件。賽普勒斯的事例說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會發生飽和，而且軍隊人數的增多了戰鬥力卻下降了，因為軍隊多了互相干擾，礙事。戰爭中，正規軍或反叛軍中任一方要取勝，其所需的兵力對比要取決於人口的密度及民眾對遊擊隊的同情程度。人們越是支援遊擊隊，遊擊隊的戰鬥力就越強，正規軍對付不同密度遊擊隊時，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現在來談掩蔽物變數問題。顯然，控制一定地區所需要的遊擊隊兵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加而減少，所以遊擊隊的戰鬥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強。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結構越是複雜，就需要越多的正規軍進行搜尋和控制，因此，可見反暴的效果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過去十年中，反抗運動轉向世界的各個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築物稠密這一有利條件。1915年，詹姆斯&iddot;康納利指出，城區的地形與自然起伏不平的鄉下地形有相似之處，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峽谷和隘路。然而，康納利並沒有來得及意識到這正是進行運動戰的地形。
我們在上面討論當中介紹了利德爾&iddot;哈特關於軍事強度的衡量標準‐‐&ldo;兵力與空間&rdo;之比。對每一場戰爭，我們都計算出了每一方的這種比例，並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欄中列出來了。第六欄是根據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標和支援的密度。很顯然，地形結構是不容易用數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單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時，地區結構會隨人口密度變化而變化，因此在這一初步分析中，我們不妨用其作為我們的地理變化的代用量。為研究兵力與空間之比的效果如何隨密度變化，我們在上圖中將有關勝利者（不管它是遊擊隊還是正規軍）的數值列出來了。
畫出的點太少，太特殊，難以反映出適於機率處理的隨機變數的觀測結果。然而，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傾向，這種傾向，我們用勾劃出的有關正規軍和遊擊隊勝利的傾向線予以表示出來。看來，很清楚，遊擊隊的戰鬥力隨著目標、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潛力的增大而增大。為在高密度、高強度掩蔽的條件下取勝，政府軍必須達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優勢。在人員稀少的開闊地帶，這種兵力優勢少一些，他們也能取勝。這明顯是對將遊擊戰引進城市的一種誘惑力，正如圖帕馬格斯人做的那樣。這種有效性分支的推論對於解釋為什麼暴亂活動的重點轉到城市大有幫助。
在所有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發生變化的是指揮者、領導者的意志和殘酷程度。在中國，日本輕易地以25萬人的軍隊牽制了40萬名紅色遊擊隊，另一方面，少數人的恐怖活動能引起巨大的災難。共生者解放軍只有十人，而英國狂暴旅只有八人。這些事例中的均勢不僅僅是一種破壞力量。人們普遍認為，如果英國軍隊也象蘇聯軍隊那樣使用圖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制定的與白匪作戰的戰術，採取殘酷的行動，那他們就能消滅愛爾蘭共和軍。1916年，英國軍隊得出了這樣的教訓，即如果向某地派駐軍隊，民眾對反抗力量的支援就隨著增長，至少在愛爾蘭是這樣。增加行動的強度和暴力程度，只能直接助長反抗力量。蘇聯干涉東歐極可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