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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7月《現代》上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表示歡迎胡秋原的“自由主義的創作理論”，並自稱為“第三種人”。對這種鼓吹“脫離左翼而自由”的論調及其相應的活動，魯迅在同年11月1日《現代》上發表了《論“第三種人”》。這裡講的“第三種人”，主要是指蘇汶（杜衡），但文章的開頭卻一面反對右翼的民族主義文學，一面抨擊對左翼“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傾向提出批評的胡秋原，稱胡是“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主義裡發現了文藝自由論”。魯迅這一指控，“*”中正好成了文化激進派“殺盡”自由論的依據。《紅旗》雜誌在1972年3月號上發表的雷軍《為什麼要提倡讀一點魯迅的雜文》，便延續了30年代對胡秋原的抨擊，說魯迅的雜文揭露了“‘在*主義裡發現了文藝自由論’的託匪胡秋原”。
筆者於1995年首次訪臺時，曾專門到胡秋原府上向他請教他是否參加過“託派”問題。他說：“魯迅的原話‘發現了文藝自由論’是指我……魯迅並沒有說過我參加託派。所謂託派，其正式名稱為‘共產黨反對派’。即是說，‘託派’本身是共產黨員。我由於未參加過共產黨，所以無從做託派，也不曾單獨加入托派。當然，我認識許多託派的人，但並無組織上的聯絡。思想上也從未受過託派的影響。”
當時瞿秋白、馮雪峰以批評胡秋原所說的徵引*主義詞句宣揚*主義應與“自由”掛鉤，這比國民黨御用文人批判*主義更具迷惑性，因而給胡秋原戴上“社會*黨”的帽子。胡秋原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如果認為他的思想近乎*社會主義，那可以承認，但他根本沒有參加過“社會*黨”，當時也不存在這個組織。如果有，也只在法國才存在。事實上是，胡秋原第一次加入國民黨為1924年，次年加入CY（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因不願做政黨的工具而脫離了這兩個組織。另據王禮錫在30年代出版的《讀書》雜誌第2卷第4期發表的《淞滬抗戰日記》稱，1932年2月7日上海文化界抗日後援會成立時，透過了一篇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並選出該會十五位執行委員：“左聯方面當選的，有丁玲等；託派方面當選的，有嚴靈峰、高爾罕等；無組織的最多，亞南、秋原、龔彬、望道、存統、仲雲、嗣炳、公振、馥泉和我當選。”從這一記載可看出，胡秋原並非“託派”亦非“社會*黨”代表，而屬無黨派人士。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胡秋原（2）
左聯與蘇汶、胡秋原的論爭是一樁公案。大陸長期以來評價不公允，沒有充分肯定胡秋原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即當“留聲機”）的正確意見，因而胡秋原看到1955年反胡風時大陸報刊宣傳瞿秋白和胡秋原論戰成績卓著，便在《自由報》寫了《在唐三藏與浮士德之間》，談及自己的生平及與左派周旋的經過，也講到那次論戰的具體情況。此文曹聚仁讀後，在香港1956年3月30日《真報》上寫了《談胡秋原》一文，稱讚胡秋原在當年大論戰中說的“於今真見為人敵，君是常山趙子龍”，“倒不是胡氏的自誇之辭”。曹聚仁也是自由主義者，所以他對“自由人”胡秋原的行為備加讚賞，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胡秋原還在1969年1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發表長文《關於1932年文藝自由論辯》，對王瑤、劉綬松、丁易等人的新文學史中不符合事實部分加以澄清。他認為他那篇對瞿秋白、周起應（周揚）、舒月等人的攻擊一一作答的《浪費的論爭》發表後，刊有該篇文章的《現代》雜誌“立即賣完，不僅非左翼叫好，即左翼之外圍，如柳亞子、林庚白對我稱讚，身在左聯而內心極為不滿的郁達夫對我表示同情，其他較年青的左翼分子對我表示好感者也有幾個人，且說暗中稱快者不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