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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會議開始前10分鐘，憲法法院院長佐爾金來了。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邊，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邊。佐爾金想坐到中間的一個位置上，他站立一小會兒，搖了搖頭，然後很謙遜地坐下。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會兒，想了想，還是坐下來。誰也沒有坐在他的旁邊。他在安樂椅中好一陣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認真思考著檔案。
我的關於憲法、新憲法程式的發言時間為40分鐘。對這個報告我作了認真而詳盡的準備，並且非常認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斷然否決，作了15條重要修改意見)。我徹夜伏案，整個身心都處於緊張狀態。而且我沉重的預感得到了證實。
我剛剛開始發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寫一張紙條，把在講臺旁邊值班的工作人員叫到跟前。這位工作人員拿了紙條，走回來放到抽屜裡，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見此狀大不高興，就堅決地向切爾諾梅爾金示意：請讓我在葉爾欽之後發言。雖然有確定好的議事日程，可是我剛剛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躍兩超，沖向講臺。於是乎就開始了……
整個大廳的人頓時情緒激昂。精神亢奮，委婉地說，人們的表現並不大得體。響起了砰砰的關門聲、打口哨聲，荒唐胡鬧的氣氛籠罩整個大廳。會議剛剛開始就遭到破壞。
但是，會間休息時，幾位新聞記者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ot;您對第一天有何感想？&ot;我答道：&ot;會議要繼續工作，而不理會議長的挑釁行為。&ot;
不過，哈斯布拉托夫畢竟不是那個身材消瘦、語氣客氣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時那樣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開始喊叫起來，沖向講臺。人們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廳。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識到，我萌生了一個不可遏止的強烈願望：把這一夥人全部趕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壞了我的心情。早晨，我辦公室裡與魯茨科伊直接聯絡的電話線路燈糾纏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鐘。我沒有提話筒，燈也沒有滅，整整亮了5分鐘。要知道，在魯茨科伊那裡已切斷了與我的直通線路。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技術員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頭，把兩頭接在一起封閉了線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他能夠封閉線路，那麼他還能夠幹什麼？人們回答我說，不，不會再有什麼了，只有封閉線路這件事。
算了，這一切現在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個開端。
1993年5月5日
會晤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
這次訪問前柯林頓總統打了兩次電話。
第一次他祝賀在全民公決中取得的勝利。第二次是要求同他馬上討論對波士尼亞實施軍事制裁的計劃。
當時，我的反應是：這樣做不能解決問題。克里斯多福馬上要來莫斯科(他的訪問早有安排)，我們將詳細討論這項計劃，作出一個雙方贊同的、考慮周全的決定。而現在，比爾，請不要向我施加壓力。他同意了。
我再一次權衡了整個形勢。柯林頓的戰略很清楚：你們若不想達成協議‐‐我們就開炮。但是要知道，國際社會的計劃從擬制到商定要整整一年的時間；而一次火箭襲擊有可能永遠葬送整個和平計劃。南斯拉夫的和平只有我們的孫子們才能看得見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軍事計劃已經有一個非常詳細、經過周密考慮的方案了，裡面明確了我們的作用。也許只好將聯合國部隊派遣到隔離走廊地帶。然而，目前談論這些為時尚早。目前仍然有潛力‐‐也許能夠迫使他們透過和平方式達成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