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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破產。毛心裡也清楚，但就是不願意服輸認錯。事實已證明他對接班人的判斷是一錯再錯。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第一次談到他的接班人問題。當時蒙哥馬利問他說：“你的繼承人是誰？”毛答：“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答：“劉少奇之後的事我管不了。”（25）這說明當時毛對劉非常信任，透過這樣一種形式，等於釋出了劉將接班的資訊。此後，在修改###蘇共來信的第###中，毛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句中的毛澤東之後親自加上了：“和劉少奇同志”，這句就修改為：“以毛澤東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給了劉一個平起平坐的待遇。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第一次出現了毛劉兩幅標準像並列的版式。此後，毛的心態逐漸發生微妙變化，恕不贅言。
還有鄧小平的“三起三落”，也折射出了毛澤東晚年的矛盾心態，他原計劃“文化大革命”鬥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結束，結果引發天下大亂，遲遲不能收場。等到1975年，周恩來查出膀胱癌之後，他內心已經認定這個爛攤子只有鄧小平出來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擔心鄧小平對“文革”秋後算賬，好在鄧小平比毛有靈活性，此前已上書毛表示“永不翻案”，正中毛的下懷，博得毛的信任。從而導致鄧的復出，取周恩來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項整頓為綱之後，毛又生疑慮，1976年初，明確地指示鄧主持政治局開個會，給“文化大革命”做結論，定調為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實際是給鄧最後一個表現機會，看鄧到底站在哪一邊。毛最關心的就是他的身後——百年之後。這個事情長話短說，背景就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否定了斯大林。萬國景仰的國際共運領袖、萬民歡呼的二戰救星，一夜之間就被翻了個個，這件事對毛澤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使他開始過多地考慮“百年之後”。直接後果是廬山會議，間接後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學者把文革完全歸罪於毛澤東好鬥的個人性格，認為不鬥爭不足以顯示其個人權威和價值，只有天下大亂，才需要中流砥柱，“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26）這種看法，顯然片面化和簡單化了。但無論何種屆時，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文革從一開始，就在中央高層受到了多數人的質疑。當然，鄧小平更不肯接受毛關於三七開的評價，他只能婉言拒絕。他的靈活性是有底線的，讓他給“文革”作三七開的結論，他堅決不幹。他說，我6年賦閒，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個事情由我來做不合適。由此導致鄧的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鄧小平，在毛去世之後，最先對毛作出了“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客觀評價。鄧說：“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27）鄧的意思是，正像功勞歸於集體領導一樣，錯誤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罷了而已。
下面就該說第三件大事“立言”了。當然，說到立言，首先是《毛澤東選集》，先是四卷，最後是五卷。毛澤東的文章，40年代就在解放區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同的解放區有不同的版本，到1949年底，黨中央決定正式出版統一的《毛澤東選集》，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等人參加的編輯小組，由於抗美援朝戰爭，到1952年才完成前三卷，到1960年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