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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董事長，是集團公司最高的決策人，必須對這些連續不斷的建議，及時作出正確的決定。
然而，當時我的心情不同於過去，免不了有些不安。當時議論最多的大規模新興產業，如有關宇航產業、新型材料、遺傳工程等，不管哪一項都要幾千億韓元甚至幾兆韓元的投資，如果投資失敗，其損失將殃及整個企業的存亡。
這些尖端產業根本不同於我們已經有多年經驗、經營起來比較有信心的化學、電氣、電子等領域，到時候我們能否及時作出正確的決策，確實沒有把握。
尤其1987年開始，我擔任了全國經濟人聯合會的第十八屆經濟執行的經濟人之一，可以以客觀的眼光觀察自己的企業，也有較多的機會同國內外經濟界人士進行對話。透過這種對話，覺察到韓國經濟正向著過去截然不同的方向走去。
「開放」的呼聲，已不是遙遠的事，它已是迫在眉睫的現實，並使我們感覺到它的壓力。如果敞開國內市場的大門，外國先進產品將潮水般衝擊我們的市場，我們的企業能不能經得住激烈的競爭生存下來呢？老實說我們還沒有十分的把握。
於是，我反覆考慮在市場開放已經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是否有必要投入巨大資金開發新的產業？如果必要，那麼選擇什麼領域比較合適呢？
凡是事業都有失敗和成功兩種可能性。投資規模愈大，反差係數愈大。所以，如果能保證目前的景氣能持續相當一段時間，我們就有了投資的餘力，可以對新開發產業，從戰略意義上給予肯定的考慮。
所以，起初我考慮問題的重點放在現在的景氣還能持續多久這一點上，而且，沒有多長時間就得出了結論。我經多年的經驗判斷感覺到，這種景氣持續的時間不會太長。
經濟學家們所說的10年一期或者幾年一期之類關於景氣週期的理論，倒可以不理它。然而，回顧一下10年的足跡，可以看得出景氣持續的時間也不過是三到四年。每當景氣退潮時，都不可避免地要伴隨著由減產帶來的緊縮投資，或者由於偏重於短期情況投資付出的高昂代價的情況。
不過，對於幹事業的人來講，善於抓住機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不失時機地付諸實施。所以，好些人都爭相上馬新產業的情況下，如果只因為景氣前景不透明，就斷然放棄也不是十分明智的舉動。
於是我決定把這個問題同開放問題聯絡起來進行深入的研究，以便尋求正確的答案。最後得出結論：它並不是簡單地根據可能性就能得到解決的問題。
1989年2月，全經聯會長的二年任期已滿，新的一屆又強烈要求我連任。但我斷然謝絕了他們的要求。因為當初我曾表示過，我只任一屆起個承上啟下的作用，下屆讓年富力強的企業家擔任；再說現在是專心致志地經營企業的時候了。
變化著的世界
如今我們還在說開放是一種壓力。然而，就在當時來說，由於我們的經濟已經從赤字經濟中擺脫出來，有些人主張立即還清外債，作名副其實的債權國；有些人則主張，現在的借款都是低息的，利用這樣一個有利條件，乾脆不還，投資新專案大幹一場。
另一方面，新聞媒介卻報導先進國家對我們的開放壓力，是由於我們不必要地誇大我們的經濟力，對此感到憂慮的一些先進國家妒忌我們經濟發展所成造的一時的現象。但是，想來想去都覺得開放不僅僅是單純的壓力。
世界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了向著兩大方向改組的階段。其一是，世界上正逐步形成以經濟利害關係結成的歐共體、北美、亞洲等經濟聯盟。與此同時，所有國家和所有企業要求在世界市場上進行平等競爭的呼聲愈來愈強烈。這個主張，後來透過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形成了更大的影響力。目前猛烈地衝擊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