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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如果沒有丁文江，就不會有《努力週報》，也不一定有以後的《獨立評論》。《努力週報》創辦於1922年，據胡適講，最早提倡此事的，正是丁文江。當初，胡適還熱衷於文學革命、思想改革和文化建設，丁文江對此頗不以為然，常常對朋友說：“不要上胡適之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先從思想文藝下手！”。
有趣的是，當時丁文江剛剛辭掉政治的飯碗，出任北票煤礦公司的總經理。在此之前，他做了五年的地質調查所所長，這是一個附屬於北洋政府的半行政、半科學的機構。從1913年出任工商部礦政司一個小科長算起，到1921年辭職，他已經在衙門裡足足呆了八年。後來，在他虛擬的一個外國朋友與中國留學生的對話中，透露出其中的甜酸苦辣。這個留學生（也就是丁自己）本來一直相信，好人應該努力去做官，政治就有辦法了。但是，辛辛苦苦幹了幾年的事業，一個無知無識的官僚只消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在萬般無奈之中，丁文江終於有了一點醒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就沒有好人可做的官。”於是只好改行，下海經商去了。
不過，這僅僅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丁文江的內心很不甘心，也十分矛盾。還是在那個虛擬的對話中，當外國朋友（丁文江的另一個自我）聽了留學生的訴說，冷冷問道：你出來做買賣，政治就會清明嗎？留學生沉默半晌，勉強答道：自己也知道不能放棄政治，所以在經商之餘，也拿餘力來談談政治。外國朋友慨然反駁：政治是實行的，不是資談助的；政治是要全力乾的，不是以餘力來消遣的。……留學生是中國知識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會最大權力的人，所以我一面祝你買賣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
透過內心深處兩個自我的對話，丁文江似乎更堅定了“幹”政治的信念。丁文江這代人，從他們出生的那天起，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亡國滅種的危機、腐敗黑暗的政治，刺激著他們不得不關心時事。在中國歷史上，丁文江、胡適這些留洋歸來的，屬於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上一代人康有為、梁啟超等末代士大夫比較，雖然有了自己獨立的職業，也具備了知識人的專業關懷，但對政治的興趣，依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胡適說他自己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興趣”，這是書生議政，是圈外人的興趣。而丁文江的興趣要更進一層，更接近梁啟超。胡適是“談”政治，丁文江卻要“幹”政治。在體制裡面一時幹不了，就在體制外面幹，而說服胡適一起辦《努力週報》，就成為“幹”政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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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2）
一般認為，胡適是《努力週報》的靈魂，這也許不錯，但胡適的靈魂，當時卻是丁文江，因為彼時的胡適，深受丁文江的感染，也不滿足於“談”政治，而“幹”起政治來了。同樣是紙上談兵，“談”與“幹”是有區別的。“談”只是談政見，發時論；而“幹”，就要提對策，畫藍圖。自由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的方式通常是發乎情而止於禮，批判多於建構，嚴守“談”的界限，決不越俎代庖，直接去“幹”政治（搞對策性研究、給統治者“支高著兒”，是謀士們的專利，是縱橫家“幹”的活）。相信“點滴進步”的實驗主義信徒胡適，偏偏鬼使神差，讓丁文江牽了鼻子走，起草了一份正面的、建構的、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我們的政治主張》。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承認，這是自己“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但畢竟交了卷，這不能不歸功於丁文江的魔力。
《我們的政治主張》俗稱“好政府宣言”，因為其中的要旨是主張建立一個“憲政的”、“公開的”和“有計劃的”好政府，以此作為各色派別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這些訴求，固然不錯，大致符合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然而，更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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