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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累點苦點倒在其次，再累還累得過那些打工仔？再苦還苦得過那些下崗工人？你跟著去&ldo;執行&rdo;了一次任務，就幾乎住了近一個月的醫院，那些時刻在執行任務的普通幹警又該如何？說實在的，寫這種現實題材的作品，真正勞心勞力的其實是作品以外的一些東西。對於作家來說，如果你選擇了直面現實，直面社會，那就猶如陷入雷區，遭遇十面埋伏一樣。我曾聽作家蔣子龍說過，他去一個地方採訪，人還沒到，就已經接到許多電話，你是不是要寫那個地方？是不是要寫那個地方某某人某某事？勸說的，提醒的，暗示的，甚至還有要挾的，恐嚇的，告狀的，簡直能讓你瞠目結舌，其實像這樣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遇到過多少次。你想採訪到一點兒真實的東西，實在太難太難。等你採訪了，寫出來了，各種各樣對號入座的就叉來了。明的，暗的，讓你防不勝防。拍攝電影《天網》時，由於恐嚇電話太多，當時作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謝鐵驪導演，竟也不得不請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現場進行保護。拍攝電視劇《抉擇》時，曾拍攝過《孔繁森》的導演陳國星，竟然在很長時間裡找不到一家願意接受他們進行實地拍攝的工廠。其實這也還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你還得面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圈外處處有雷區。圈內又時時有冷箭。圈內還有各種各樣的圈子，善意的告誡，真誠的批評，也有令人不可思議的冷漠和不屑，讓你不寒而粟的常常是這樣一些話：急功近利；藝術性太差；這樣的東西，能算是文學？
真正是身陷重圍，十面埋伏！
沒想過嘗試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嗎？試過，早在80年代，看了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隨後不久便發表了一些中短篇，其中的一些作品甚至還得到了柳鳴丸先生的讚許和認可，而後又進行過多方面的嘗試，很認真也很投入。看過啃過許多大部頭的西方現代和後現代的文學、文藝理論作品。直到今天，自己仍然很喜歡這其中的很多作品，包括國內一些先鋒作家的作品，自己也一樣非常喜愛。
但在自己的創作中，還是漸漸地放棄了這種嘗試性的寫作。因為覺得自己不管怎麼折騰，寫出來的仍然還是一種表層的東西。你所想表現的並不是自己的骨子裡滲出來的，不是從自己的潛意識裡冒出來的，不是從自己的血液裡流淌出來的。因為你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沒有讓你具備了這種東西。幼年時父親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晉南的一個山區農村。在學校裡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沒上完便回鄉務農。挑大糞、挖水井、掏豬圈、拉糞車。13歲在萬人大會上批判父親，15歲則在萬人大會上挨批判。16歲就到崎嶇險峻每年死人無數的北山上拉煤，來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來，兩腿腫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緊接著又繼續上路。幹過民工，做過代教，寫過材料，當過文藝宣傳員。而後又以&ldo;可以教育好的子女&rdo;被推薦到師範學校讀書，為了不挨餓和那一丁點兒的生活費，兩年中的3個假期，都是在山上那種最原始的煤窯裡度過的。近1000公斤的煤車，壓在像牲口一樣的自己的肩上，一個來回15公里，每天得往返4次。每出來一次，就啃一個碗大的玉米麵窩頭，喝一瓢汙濁的生水。所得到的報酬，也就是每天3塊人民幣……1978年，考上了山西師大。1979年父親右派改正。也就在這一年，家裡第一次分到了5畝責任田。暑假回家，帶著剛生了孩子不久的妻子，在地裡晝夜奮戰40多天，硬是把一個長10米，寬5米，深3米多的溝壑填平，妻子累得兩次暈倒，自己消瘦了十幾斤。那一年，5畝地打了兩千多斤麥子，一家人圍在幾十袋子麥子面前，父親哭，我們也都跟著哭。在農村挨餓近20年的日子裡，做夢也沒想過家裡會有這麼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