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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無所知之人，而亦能可罷黜百家之奏，益知儒術之興，由於時會也。《禮書》曰：&ldo;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幹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複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大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採風俗，定製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鹹稱大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大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雲。&rdo;案《屈原賈生列傳》，言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故。絳、灌之屬害之。乃不用。然則其初亦有意於用之矣。賈山亦勸文帝定明堂，造大學，見《漢書》本傳。《孝文字紀》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丞相張蒼。推以為今水德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封禪書》曰：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是歲，《封禪書》作明年。新垣平見。《封禪書》雲：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十七年，平以詐誅，帝乃怠於改正朔、服色之事。然則文帝且嘗頗行之矣。謂其好道家之學，而謝有司之議，實不審之談也。不特此也，秦始皇之怒侯生、盧生也，曰：&ldo;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大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rdo;興大平指文學士言。《叔孫通傳》雲：秦時以文學徵，待詔搏士。伏生亦故秦博士。《儒林傳》。然則始皇雖焚書，所用未嘗無儒生。蓋亦有意於改制度、興教化之事矣。其任法為治，特因天下初定，欲以立威，使其在位歲久，自以晏然無復可虞，亦未必不能為漢武之所為也。然則法制度，興教化，乃晚周以來，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漢文、景，非有所未皇，則謙讓而不能就其事耳。至於武帝，則有所不讓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為。故儒術之興，實時勢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屬所能為，並非董仲舒、公孫弘輩所能扶翼也。然武帝終非能知儒術之人也。叔孫通之為漢立朝儀也，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ldo;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rdo;兩生蓋謂通將大有所為，不知其僅以折夫拔劍擊柱者之氣也。《禮書》訾通多襲秦故，於官名少所變改；其言孝景，則並晁錯之削弱諸侯，亦以為議禮之事；賈生為官名，悉更秦之故；趙綰、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國，除關；然則漢儒之言改制者，其所苞蓋甚廣，非徒改正朔、易服色，無與實際之事而已。今《史記》、《禮書》已亡，武帝之所定者，已不可見，度不過儀文之末。何則？苟有大於此者，節文度數，雖不可得而詳，後人必有能言其略者也。《漢書&iddot;武帝紀》言大初元年，改歷，用夏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今觀《百官公卿表》，武帝於秦官實少所變改，則其所定者皆瑣細不足道可知。當時議者，或欲俟諸大平之後，乃採風俗，定製作；此六字最精。採風俗而後定製作，所謂因人情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