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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踐，我們可以憑藉甲骨文字形及一些實物考古資料來證實，但中醫理論的來源卻沒有任何資料，戰國時期是理論的成書時間、記錄時間，絕不是理論發明的時間。所以我們既不能證明實踐先於理論，也不能證明理論先於實踐。任何的情況都可能存在，這裡沒有權威。

第二、先實踐後理論的觀點，沒辦法解答如下疑問：為什麼中醫存在簡單實踐與精深理論的脫節現象？就如同有人用一斤麵粉，意外做出了十斤面的饅頭。這裡又牽連一個問題：中醫理論究竟是怎麼發明的？中醫理論不但在深度上與實踐脫節，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它無法從實踐中直接匯出，也就是說，中醫理論並非建立在實踐的原型上。比如，它的藏象理論就與解剖實踐徹底脫節，中醫五臟並非解剖學上的五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反而認為，中醫理論很可能先於實踐，而且簡單、直接的實踐可能不完全反映理論的所有成就，這源於我們對理論的理解不足。從中醫理論與實踐的矛盾中，我們再一次看到“動物本能說”的荒唐可笑。

還有一點必須注意，世界許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醫學，而且這些傳統醫學的實踐與中醫有幾分相似之處，可為什麼他們沒有發明中醫學？除印度以外，甚至我們看不到一點點與中醫理論相似的痕跡。這一現象的本身就是對“動物本能說”的批判，也是對先實踐後理論觀點的批判。

早期的巫術與醫學

人們常在電影中看到這樣的鏡頭：一個道士手持一柄木劍，直指天空，喝令鬼神，驅逐邪魔，最後口中必定大喝一聲“急急如律令”。其實這並非僅僅是道士、巫師的把戲，中國古代的醫術也有此項。《素問·移精變氣論》曰：“惟其移精變氣，可祝而已。”後人稱此科為“祝由科”，即是詛咒，“祝由”的本身既是巫術。唐代醫聖孫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經》中為我們記載比較詳細的情況：“吾為天師祭酒，為天地所使，身佩乾靈之兵千百萬億，在吾前後，羅列左右，何神敢往，何鬼敢當？正神當住，邪鬼速去！急急如律令。”

俄國作家格利格羅維奇在小說《鄉村》中曾記有這樣一件事：村裡的鐵匠德隆死去後，經常在村子裡出現，嚇唬村裡的人。後來村長的弟弟看到鐵匠在村裡鬧騰沒個完，就刨了鐵匠的墳，把他的屍體翻了個身，在背上釘上一個又長又大的白楊釘子。這也是巫術。

巫術在任何一個民族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印跡，即使到了現代，巫術也沒有徹底消失，變成了一些習慣的行為。例如，中國人晚上如果做了惡夢，他會吐口水，同時伴隨“呸”的發音。印度人每次打呵欠時，總要用手指向左右兩邊各彈一下，防止魔鬼乘機進入口中，而西方人則在打完呵欠後要祝福，防止靈魂隨氣噴出。這些習慣，如果追其根源，都來自巫術。

自然，在古代實施巫術的人就是巫師了，也有的國家將其稱為祭祀。其實巫師在古代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有點像現在的大學教授或專家，他們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由於古代生產能力有限，社會財富不豐富，不可能養活更多的文化人，所以巫師的身份極其複雜，他們既是科學家，也是藝術家、文學家、星佔家、哲學家、建築學家……他們是綜合人才，是一切文化的掌握者、傳播者。古代帝王的顧問學者只有兩類人，一類是史，即是史官；另一類就是巫，而且巫的地位總比史要高一些，《禮記·禮運》記載：“王前巫而後史，卜巫瞽侑，皆在左右。”

因此，中國古代的巫與醫是合而為一的，《廣雅》在訓古醫字雲：“醫，巫也。”在這個意義上巫醫可以合稱，故《論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巫師創造了醫學，古籍中有兩條資料可以為證，《世本·作篇》記載：“巫彭作醫。”意思是巫彭發明了醫學，《說文》也沿用了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