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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只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空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嗎？&rdo;&ldo;再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l;自己的家&r;&rdo;------類似的悔恨，韋君宜在反思時也多有流露。在《思痛錄》之一中，韋君宜寫道：
到1982年，有一個去美留過學的中年人告訴我：他在美國見到幾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華人科學家，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極高。其中一個科學家告訴他：&ldo;我是&l;一二&iddot;九&r;那時候的學生。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個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那些當時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裡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這類人高多少倍！&rdo;我間接地聽到了這位遠隔重洋的老同學的心裡話。他說的全是事實。我們這個革命隊伍裡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
四十多年前韋君宜們與那些&ldo;不革命&rdo;的同學分道揚鑣，前者選擇了延安，後者選擇了美國。四十多年中，前者把自己造就成了&ldo;地位極高&rdo;甚至&ldo;世界知名&rdo;的科學家，對人類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而後者卻&ldo;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rdo;。而前者當初在資質、才華上本是遠不如後者的。作為當年清華高才生的韋君宜，在這樣的結局面前，一定感慨良多。在《思痛錄》之四中，韋君宜還寫到，在&ldo;反右派&rdo;運動中，她曾對黃秋耘說過這樣的話：&ldo;如果在&l;一二&iddot;九&r;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rdo;&ldo;反右派&rdo;的時候，韋君宜還不知當初那些&ldo;不革命&rdo;的同學在美國的情況，如果知道，&ldo;何必當初&rdo;的心緒當更強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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