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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雖大有&ldo;肩住黑暗的閘門&rdo;的氣慨,但無奈守舊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對針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身為北京大學進德會會長的蔡元培雖盡力回護,也終不免有所憚忌。於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寓集會,商討北京大學眼前的處境和怎樣應付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這次決定著陳獨秀命運、某種意義上,也是決定著中國此後命運的小小集會,箇中情形從《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收錄的胡適與湯爾和就此問題的通訊中有所透露。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2時,可見意見一開始並不一致,而爭論的焦點則是如何處理陳獨秀問題。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張保護陳獨秀,不向以陳獨秀私德為要挾的守舊派屈服,但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最後決定以體制改革為名,罷免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務,讓陳獨秀&ldo;體面&rdo;地下臺。亦即廢除學長制,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任命馬寅初為首任教務長,這樣,陳獨秀的文科學長一職也就自然解除。也許是對陳獨秀的去職心有不平,幾天後的3月31日,蔡元培主持會議做出決定,開除四年級學生張厚載的學籍,&ldo;雖然北大是向來不主張開除學生,特別是在畢業的直前&rdo;(《知堂回想錄》)。可以認為,在解除陳獨秀文科學長一事上,湯爾和起了主要作用,蔡元培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無奈。石原皋在《閒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中談及此事時說道:&ldo;沈(尹默)與湯爾和的關係很好,湯是當時操縱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們包圍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陳獨秀事件。胡適在十六年後(一九三六年),對於這事還是憤憤不平,對於沈尹默諸人還是毫不諒解,我才恍然大悟沈尹默與胡適互相攻擊的原因。&rdo;香港學人陳萬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書店1997年版)一書中,說到當時北京教育界情形時,也指出:&ldo;由蛛絲馬跡,在北京似有以湯爾和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勢力的存在。蔡、陳之進北大,都經由他們策劃的。&rdo;如此說來,湯爾和在其時的北京教育界確實是頗有份量的人物,由他來向蔡元培施壓,蔡元培也只得有所屈服了。多年以後,湯爾和在致胡適信中這樣憶及1919年的&ldo;3、26會議&rdo;:&ldo;發何議論,全不省記。惟當時所以反對某君(按指陳獨秀)之理由,以其與北大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將妓之下體挖傷洩憤,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作大學師表,至如何說法,則完全忘卻矣。&rdo;(1935年12月28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ldo;全不省記&rdo;、&ldo;完全忘卻&rdo;云云,當有自我辯解的成份。但這裡也透露出,湯某等人當時是主張陳獨秀根本就不能&ldo;作大學師表&rdo;的,亦即主張把陳獨秀徹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後的決定,是仍保留陳獨秀北大教授的職位,這應該看成是蔡元培力爭的結果。確如石原皋先生所言,胡適對罷免陳獨秀文科學長的&ldo;3、26會議&rdo;,終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來就頗有些咬牙切齒。1935年12月28日,胡適在致湯爾和信中說:&ldo;三月二十六日夜之會上,蔡先生不願於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按指當時的北大理科學長夏浮筠)都幹的事,而&l;挖傷某妓之下體&r;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