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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則不然，他表面上淡泊寧靜，與世無爭。實則在他的內心深處，愛國熱情時時澎湃激盪。他的學術研究，詩文創作，無一非此種熱情之流露，明眼人一看便知。李璜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
我近年曆閱學術界之紀念陳氏者，大抵集中於其用力學問之勤、學術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對國家民族愛護之深與其本於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惡之切，酒酣耳熱，頓露激昂。我親見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後來寫出吊王觀堂（國維）先生之輓詞而能哀感如此動人也。汪榮祖：《史家陳寅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6頁。
李璜這一段話是極有見地的。我於寅恪先生對王靜安之死的同情，長久不能理解。一直到最近，經過了一番學習與思考，才豁然開朗。他們同樣是熱愛中國文化的，一種倫理道德色彩滲透於其中的深義的文化。熱愛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就是愛國的一個具體表現。兩位大師在這一點上“心有靈犀一點通”，因此靜安之死才引起了寅恪先生如此傷情。
寅恪先生在政治上是能明辨是非的。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沒給他留下好印象。1940年，他到重慶去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見到了蔣介石。他在一首詩《庚辰暮春重慶夜歸作》中，寫了兩句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據吳雨僧（宓）先生對此詩的注中說：“已而某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某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故有此詩第六句。”汪榮祖：《史家陳寅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840頁。
寅恪先生對共產黨什麼態度呢？浦江清的《清華園日記》中講到，寅恪先生有一次對他說，他贊成muni*（共產主義），但反對Russian muni*（俄國共產主義）。這個態度非常明確。在過去某一個時期，這個態度被認為是反動的。及今視之，難道寅恪先生的態度是不可以理解的嗎？
此時寅恪先生正在香港大學任教。我所謂“此時”，是指上面談到的中央研究院開會之際，日軍正在南太平洋以及東南亞等地肆虐。日軍攻佔了香港以後，寅恪先生處境十分危險。他是國際上著名學者，日寇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日軍曾送麥粉給陳家，這正是瀕於斷炊的陳家所需要的。然而寅恪先生全家寧願餓死，也決不受此不義的饋贈。又據傳說，日軍饋米二袋，拒不受，並寫詩給弟弟隆恪，其中有“正氣狂吞賊”之句，可見先生的凜然正氣。不愧為乃祖乃父之賢子孫，中華民族真正的脊樑。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1）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迎來了解放。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寅恪先生不反對共產主義。北京解放前夕，為什麼又飛離故都呢？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苛求於人。我的上一輩和同輩的老知識分子，正義感是有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不缺少。國民黨所作所為，他們親眼目睹。可是共產黨怎樣呢？除了極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以外，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這還是個謎，我們要等一等，看一看。有的人留在北京看，有的人離開北京看。飛到香港和臺灣去的只是極少數的人。寅恪先生飛到了廣州。等到解放軍開進廣州的時候，他的退路還有很多條，到臺灣去是一條，事實上傅斯年再三電催。到外國去，又是一條。到香港去，也是一條。這幾條路，他走起來，都易如反掌。特別是香港，近在咫尺，他到了那裡，不愁不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他卻哪裡也沒有去，他留在了廣州。我想，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熱愛祖國，而這個祖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廣州，寅恪先生先後任教於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等人的關懷照顧。但是，在另一方面，解放後幾十年中，政治運動此伏彼起，從未停止，而且大部分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什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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