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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尹玉娥說：「申科長要你去行政科，剛來的電話。」我說：「不去。」尹玉娥說：「就不去，怎麼著？」我坐在那裡有一種大禍臨頭的感覺，會不會鬧到廳裡給我一個通報批評，然後還要我搬出來？我心裡開始發虛，越來越虛，感到了一種清晰而又不可捉摸的壓力。除了申仁民，還有誰會來整我？我說不清，但心虛的感覺卻越來越明確，這時我覺得昨天的那種勇氣完全是沒有道理的。我憑什麼，我？我忽然想到馬廳長，他會不會把我的行動當作挑戰?自從有兩個挑戰的人身敗名裂之後，還沒有誰敢挑戰呢。這樣想著我坐不住了，對尹玉娥說：「到圖書館找本書。」就到行政科去了。申科長說：「池大為你不錯啊，真能幹啊！」旁邊一個辦事員說：「衛生廳這麼多年還沒聽說過有誰自己就把房子佔了的事。」我把臉上的肌肉活動了一圈，堆起一臉笑說：「申科長，你看，哪有一個男人跟岳母娘睡一間房的事?我都這樣睡了八九個月了。」他說：「條例是條例，條例上也沒定這一條，誰沒有特殊情況？」那辦事員說：「條例也不是我們定的，是馬廳長親自審改了的，是馬廳長。」我怔住了，不由自主地說：「我本來也不想──」申科長用一個不容置疑的手勢打斷了我說：「今天搬回去，這件事就算了。否則明天一早，我就向廳裡匯報。我是想在科裡解決算了，別去打攪領導，但解決不了，我也沒辦法。」我一聲不響往外走，想起董柳，讓她白高興一場了，想到這裡我再也抬不起雙腿。我心一橫，懷著赴湯蹈火的悲壯，又夾雜著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無賴，回到行政科對申科長說：「房子我肯定是不會搬的。」他大感意外，馬上又恢復了鎮靜說：「那就到廳裡解決。馬廳長知道廳裡還有如此胡作非為的人，那你走著瞧吧。」我說：「我正是要去找馬廳長，問問你這個行政科長怎麼當的，讓老百姓三代擠一間，那人還是不是人呢，是動物嗎？」他愣了一愣，顯然沒料到我會說出這麼一番話來，馬上又說：「你去你去。」我說：「我現在就到電視臺去，請那裡的記者來看一看拍一拍。」他說：「你去你去，你以為是給我的臉上抹黑？是給我們衛生廳的臉上抹黑。」我說：「我現在就去。」
回到辦公室我給胡一兵打了個電話，他說：「你寫封信過來，我們作為群眾來信處理，去兩個人瞭解一下。」我說：「他明天就要我搬。」他說：「我先打個電話到你們行政科，就說有群眾反映衛生廳有人幾代同居一室，問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看他怎麼說，我們再說。信你還是寫一封過來。」我當即就寫了一封信，剛寫完胡一兵就打電話過來，說：「剛才打電話找了你們申科長，他說衛生廳沒有這樣的事。我說一個叫池大為的群眾反映了，他說那是以前的事。」胡一兵叫我暫時別搬，有了問題再說。
我想事情不至於這麼簡單吧，就等著。一有電話來我心中就抽縮幾下，怕是行政科或者廳裡打來的。等了幾天居然沒有什麼動靜，事情就是這樣解決了。事後我想了很多，怎麼一個人要把手伸出來才會有機會？等是等不到的，沒有人會主動想起你的難處，想起你是個好人。做一個好人是我做人的原則，可意義已經渺茫。為什麼要做個好人，我找不到堅實的理由回答自己。我動了一點腦筋，用了一點能人的手段，就把問題解決了。其實，也許，很多事情都沒有自己設想的那麼難，問題是自己臉要放得下來，把手伸出去，要做得出，要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可如果不是被逼到絕路上，我又怎麼做得出那一種姿態？
☆、28、屁股與腦袋
董柳做了母親以後話多了起來，話題不論從哪裡開始，總是會落實到一波身上去，而且不容分說一定是兒子怎麼好得不得了。這天她說：「我一波剛才對我笑了呢，他只對我一個人笑。」我說：「他才三個月他認識誰？不合邏輯吧。」她說：「說給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