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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旗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蟄要慨乎言之：&ot;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ot;
如果李蟄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言行的一致，那麼唯一合理的解釋也只是他在追求個性與行動的自由，而不是叛離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蟄棄官不仕，別婦拋雛，建立佛院，從事著作，依賴官僚紳士的資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堅持說他的著述於聖教有益無損，都不出於這樣的原則。
對現狀既然如此反感，李蟄就對張居正產生了特別的同情。我們無法確知李蟄和張居正是否見過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蟄的前後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張居正的親信。耿定向尤為張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撫，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張居正發動全國丈量的試探和先聲。兩年之後，張居正以皇帝的名義發布了核實全國耕地的詔書，意圖改革賦稅，整理財政。這是張居正執政以來最有膽識的嘗試，以他當時的權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為突然去世，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獲得成功。
張居正少年時代的課業，曾經得到當地一位官員的賞識。此人名李元陽，字中級。他的一生與李蟄極為相似：在中年任職知府以後即告退休，退休以後也以釋門弟子而兼儒家學者的姿態出現。據記載，他和李蟄曾經見過面。
由於李元陽的影響，張居正早就對禪宗感到興趣。這種興趣促使他在翰林院供職期間就和泰州學派接近，並且閱讀過王良的著作，考慮過這種學術在政治上實用的可能性。也許，他得出的最後結論是，這一派學說對於政治並不能產生領導作用。也有人指斥張居正因為要避免學術上的歧異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顯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學派中的核伎者何心隱置於死地，但李蟄則力為辯護，認為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無關。
然則，張居正用什麼樣的理論來支援自己的膽識和行動？他的施政方針，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實現，必須在組織上作部分的調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團所奉行的原則，卻是嚴守成憲和社會習慣，遏制個人的特長，以保持政府和社會的整體均衡。張居正在理論上找不到更好的學說，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於合理和合法之間，經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他聲稱己身不復為己有，願意充當鋪地的蓆子，任人踐踏以至尿溺，這正和李蟄所說不顧凡夫俗子的淺薄批評相似。張居正寫給李元陽的信，引用了《華嚴悲智揭》中的&ot;如火火聚，得清涼門&ot;兩句們語，也就是說一當自己把名譽的全毀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涼的門徑。這顯然又是心學派的解釋：對於客觀環境，把它看成烈焰則為烈焰，看成清涼則為清涼。
張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類似於李蟄在哲學上找不到出路。創造一種哲學思想比較容易，因為它是哲學家個人意識活動的產物。但是宣佈一種政治思想，以之作為治國的原則，其後果財為立竿見影，它必須在技術上符合現狀，才能推行無礙。在本杜的社會中，儒家的仁，類似於憲法的理論基礎。全國的讀書人相信性善，則他們首先就應該抑制個人的慾望，不去強調個人的權利。擴而大之，他們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職居顯要，也就不能強調本地區、本部門的特權。例如東南各省本來可以由海外貿易而獲大利，但由於顧全大體，沒有堅持這種特別的經濟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國政治的均衡。在這種以公眾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政府中樞才有可能統一管理全國，而無須考慮各地區、各部門以及各個人的特殊需要。這是一種籠統的辦法，也是一種技術上簡陋和沒有出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