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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戰術全面現代化的建議，曾經被名將俞大歐提出過。他準確地指出，倭寇的特長是擁習陸戰，水戰的技術反而低劣。俞大誠主張，以有效的戰船和火炮殲滅倭寇於海上，根本不讓他們有登陸的機會。在戰術原則上，在他所著的書裡也明白指出：&ot;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鐵勝小鐵，多船勝寡船，多鏡勝寡統而已。&ot;，他給總督的稟帖中，曾經請求把陸軍軍費的一半用來配備水師。但縱使俞大歐的聲望和戰績都十分卓著，這些有益的建議卻始終沒有被採納，因而壯志未酬，賀恨以歿。
然則俞大就本人也不可能理解，他的建議，所牽涉的問題和將要引起的後果已經超出軍備問題而及於政治。他要求親自率領&ot;閩廣大船數百艘，兵數萬&ot;，如果一旦成為事實，有關各省的財政就要從原來小單位之間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與之相應，這些後勤機構的人員必須增加，而且必須一掃苟且拖沓的辦事作風，保證規格和數字的準確，才能取得預期的行政效率以與現代化的軍事技術相配合。而且和他們往來的各個機構，也必須同樣地注重實際。然而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於違法的行為作掩飾則被認為忠厚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絡，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守的成文條例。俞大獻當然更不可能預見到，在未來的好幾個世紀之內，上面這些情況在我們這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裡竟不能發生根本的改變。現代化的技術和古老的社會組織斷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術推動社會組織趨於精確和嚴密，那就是鬆散的社會組織扼殺新的技術，二者必居其一。
這種為個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會因素，使俞大歐的計劃毫無實現的希望。相形之下，戚繼光的方案就比較現實。他沒有去觸動整個的國家體制，而只是腳踏實地，做他職責範圍內力所能及的事。他從1559年開始招募了3000名士兵。兩年之後，兵員增加一倍，1562年更擴大為10000人。可是他的部隊從來也沒有一個後勤司令，也沒有一個固定的軍需處和兵工署。在整個國家機構之中，也沒有委派過向他的部隊作後勤供應的專職人員。他部隊中的裝備和武器，來源於各府縣的分散供應。這種情況自然不能保持武器的質量。在戚繼光的著作中，就明確提到各地所造的鳥欽銳管常有炸裂的危險，以致使士兵提心弔膽，不敢雙手握鏡以作精確的瞄準。有的火炮，鉛彈與口徑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則導火線無法燃點。有鑑於俞大歐的壯志難伸和火器的實際情況，戚繼光所擬訂的戰術僅僅把火器的應用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他說：&ot;火器為接敵之前用，不能簡為主要戰具。&ot;在練兵的後期，他規定12個人的步兵隊配備鳥鏡2枝，一局（相當於一連）的鳥統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ot;殺手&ot;協同作戰。
按照俞大獻使軍隊現代化的計劃，要求兵精械利，把原來兩個士兵的軍購供應一個士兵，以部隊的質量來代替數量。戚繼光的看法則不同。我們帝國的軍隊是一支全能性的軍隊，也是一支長久性的軍隊。它經常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體地說，就是鎮壓內地農民和邊區的少數民族。地區間的人口過剩、災害頻仍、農民的流離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動隨時發生，而以我國幅員之大，這種所謂造反作亂的地點也極難預測，所以這個任務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機動部隊所得以完成的。在多數情況下，官軍會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當地的地理民風，官軍往往會因之陷入被動而使質量的優勢無從發揮。因此，數量的多寡就成為決定勝負的因素。除此以外，俞大獻計劃中所建立的精銳部隊，他們領取優厚的軍餉，又不能和社會上的其他部門對流，那麼這樣一個浮游在社會上的軍事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