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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閱官方的史籍，書上都明確無誤地記載了全國的補給已由中央統籌分配，而實際的執行卻全賴直不相屬的下級機構。地方政府和地方軍隊之間的補給關係已如上述，即使是運往北京的治糧，其運輸的情況也十分奇特。所謂港糧，就是從南方大多數府縣中徵收田賦所得的，透過大運河而運往北京的糧食。按明文規定，清運由專業化的軍上負責運送，運送的軍士即稱之為運軍。全部運軍有官兵12萬人，分駕運糧船12000艘。但是這個龐大的隊伍卻沒有一個統籌後勤的機構來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運轉。糧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濱接受納稅者所繳納的穀米，然後解線北運。一艘糧船由一個下級軍官管理，並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在所運的糧食送達北京附近的張家灣倉庫以前，糧船上全體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財產甚至妻子兒女，都等同於保證這次運輸安全的抵押品。因為除此而外，別無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於糧船的製造，也同樣表現了散漫和缺乏組織的特性。這些糧船的法定使用期限為10年，過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設有&ot;船廠&ot;一處，是全國最大的造船場所，其產量的高峰為年產700股以上。然而這個所謂船廠實際上由82個小型船廠拼合湊攏，各廠之間各自經理。雖有一個類似於總管理處的機構，它卻無統一排程人力和物資的權能，自然也更談不上有效的技術分工。
不消多說，組織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裝備上的落後。本朝並不完全缺乏這方面的能工巧匠，但是他們都被集中到皇城裡，專門為皇帝的禁衛軍製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野戰軍只能服用樹以小鐵片的棉布襖，或者由紙筋搪塞而成的&ot;紙甲&ot;。至於士兵們使用的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縣作為賦的一個部分製造繳送，質量既有欠精良，規格也談不上標準化。
以上種種落後的情況，使本朝野戰軍的戰鬥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與這種情況相一致的，是對於將領的選拔。在當權者看來，一個將領所應該具備的素質是勇敢粗豪而不在於頭腦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劉挺，外號人稱&ot;劉大刀&ot;，根據誇大了的描寫，他所用的按鐵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馬上&ot;輪轉如飛&ot;。和劉級同在遼東戰役中犧牲的杜松更為粗蠻鹵莽。他在作戰時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戰敗，就會毀壞自己的兵器甲冑以發洩怒氣，而且不斷聲稱必須自殺或者落髮為僧，毫無鎮定從容的大將風度。因之，此人被努爾哈赤稱為&ot;杜瘋子。
軍官的任命多數以&ot;世蔭&ot;的形式而繼承父業。任命的程式相當複雜，大致是高階將領的子孫需要降幾級繼承，下級軍官則無須降級。從本朝中期開始，情況稍有改變，自兵部尚書劉大夏奏難推行武試，任何有志於成為軍官的人只要考試及格就可以取得進身之階。但事實上由考試及格充當軍官並上升為高階將領的，可謂絕無僅有。而且這種武生的考試又重在刀槍弓馬的是否擁熟，由文官主持的筆試，其要求不過是粗通文字而從未涉及軍事科學。各處所開辦的&ot;武學&ot;，也以儒家經典作為主要的講授內容，其教學進度，以&ot;每日總授不過二百字&ot;為原則。
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高階將領，幾乎很少有人具備運籌帷幄的謀略。其實這也正是文官集團所預期的目的。將領既然大多屬於一勇之夫，當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讓他們來指揮各級武官。在總督巡撫之下還有&ot;兵備使&ot;或&ot;海防道&ot;，他們名為監察，實則握有排程攻防的權力。在軍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補給、交通各項也統統由文官主持。
這種軍事體制的設計，顯而易見，其重點不在於對付敵國的全面入侵，同時也不打算全面進攻敵國。發生在1449年號稱&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