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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想像。
我這個總編輯其實也是名實不副的，縱然不能說是「掛名」，但金應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評，大約總有七篇是他寫的；副刊缺稿，也總是拉他「頂檔」；編輯方針——促使嶺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們共同商定的；反內戰反飢餓的文章則由他來寫。我是「當之有愧」的總編輯，金師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報」「左轉」，當然難免受到政治上的壓力，而我又恰好是個最不懂得應付政治的人，於是唯有請辭。
和金應熙關係更深的是藝文社，社長黎鏗是三十年代的童星，在嶺大鋒頭甚勁，金師從成立到解散（那已是我在嶺大畢業之後的事了），始終參與社務，可說是藝文社的靈魂。藝文社本來就是「進步學生」的組合，在當年，「進步」的意義就是左，到解放戰爭後期，越來越左，左得驚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藝文社主辦的一個晚會上，有一個節目是《黃河大合唱》，不知怎的，臨時加插了一個《我們要渡過長江》。由金應熙領唱。當時正是國共醞釀和談，共方揚言，和談不成，就要渡江之際。唱這首歌，其敏感性可想而知。而金應熙當年的顯得「天真」、「激情」，亦可想而知。
左傾、迷惘、反思，大概是理想主義者的三部曲，至於每一「曲」的時間長短，那就要看每個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要補記一筆的是，金應熙的感喟「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時，是在說了許多當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之後說的，不過他還是說：「一個人總是要有理想的，不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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