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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一方面軍是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戰略性的大轉移，一九年十月勝利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而紅二方面軍是一九三六年初開始作北上的轉移，途中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同年十一月到達陝北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由此可知：周大勇一九三六年初加入紅軍，後來又隨紅二方面軍長徵，是符合歷史情況的。
作者 一九五八年九月於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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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後記
《保衛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關於它，我從未為報刊寫過一個字。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時間，在侮辱和踐踏中寫了許多材料，&ldo;交代&rdo;自己因為寫了它而犯下的&ldo;滔天罪行&rdo;。在那些年月裡，我曾千百次在心裡問自己：難道一個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艱苦環境中出生入死，為的是和廣大群眾一道來爭取這樣一種&ldo;命運&rdo;嗎？
一九四七年夏初，敵人大舉進攻延安之後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即後來的人民解放軍第二軍。跟隨部隊參加了許多次戰鬥，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過沙漠、草原、戈壁，越過數不清的高山峻嶺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進軍至帕米爾高原。這一場艱苦卓絕的鬥爭以及無數英雄人物所表現的自我犧牲精神，給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難忘的。因而，部隊抵達祖國邊陲，還在硝煙瀰漫中繼續追剿殘敵時，我便著手來寫這部作品了。
這一場戰爭，太偉大太壯烈了。隨便寫一點東西來記述它，我覺得對不起烈士和戰爭中流血流汗的人們。然而要寫一部長篇鉅著，並且在我們現有的描寫戰爭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創造，又談何容易！先不說我的閱歷、學歷、對文學的研究、對藝術的理解和寫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養等等，單說當時的客觀條件，就使人望而卻步！那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語言不通，風俗迥異，沒有任何圖書資料可供參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部隊的油印小報，歷次戰役和戰鬥的總結；新華社在各個時期關於戰爭形勢所發表的述評及社論；再就是我在戰爭中所寫的新聞、通訊、散文特寫、報告文學和劇本等。還有在戰爭中所寫的日記，近二百萬字。衷心感謝新華社對我的培養和新聞工作使我得到的鍛鍊，因為它要求你努力學習；要求你不僅看到一些具體的戰鬥，以及許多看起來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矚目於西北戰場、矚目於全國各戰場，以至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鑽在遙遠邊疆的剛剛從反動派手中奪取的簡陋營房裡，必然眼光狹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論事，要想寫一部較有分量的長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歲月裡，人們忙於打仗，顧不上寫有關戰爭的規模較大的作品。當時，寫農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長篇，還有幾部，寫民兵和遊擊隊鬥爭的作品也有一兩部，而寫我人民解放軍作戰的作品，除了個別長篇和中篇小說之外，還有一些短篇小說及報告文學作品。我反覆讀過這些作品，並且從中獲得不少教益和啟示。但是，這些已有的成就和經驗，是不夠的。這就是說，在描寫革命戰爭方面，既要求助我們當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於以魯迅先生為首的中國新文學，以及我國古典文學作品和蘇聯革命初期的文學名著等。
當時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臨的困難。於是決定先寫一部長篇的報告文學作品，從延安撤退寫起，直到進軍帕米爾高原為止，記述西北解放戰爭的整個過程。
一捆捆材料就堆在軍營斗室的地上，要想進去，便必須跳來蹦去地&ldo;翻山越嶺&rdo;。那個時期，白天騎上馬出去採訪，或者發訊息，寫通訊，反映我軍打仗和準備開展生產建設等情況；到晚上，就坐下來寫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