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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惡語，在《阿q舊帳》、《志摩紀念》、《半農紀念》、《苦竹雜記&iddot;後記》等文中，均有所流露。在周作人看來，老人就應像老人的樣子，不可輕薄做些越軌之事。他認為魯迅之加入&ldo;左聯&rdo;，翻譯馬克思主義美學著作，實在是不安本分、投機的緣故。周作人此間的態度，不免孔孟儒學的遺風，或帶有生物本能的慾念分析也未可知。總之不是思想上的解析，而多人的動物性本能的揣摩，可謂惡毒不淺的。曹聚仁說這是周作人的損失，我以為是確實的。其二，周作人對魯迅的攻擊，還集中在要不要文化自由主義的問題上。在周作人看來，中國歷史上最可怕的是思想的定於一尊，左翼文化固然有反抗壓迫的一面，但那種原則便有獨尊的一面，八股的一面。1935年，他在《關於命運》一文中，以宿命口氣雲：&ldo;我說現今很像明末，雖然有些熱心的文人學士聽了要不高興，其實是無可諱言的。&rdo;又說：&ldo;我們現在且說寫文章的。代聖賢立言，就題作文，各肖口吻，正如優孟衣冠，是八股時文的特色，現今有多少人不是這樣的?功令以時文取士，豈非即文藝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報國乎?讀經是中國固有的老嗜好，卻也並不寫新人不相容，不讀這一經也該讀別一經的。近來聽說有單罵人家讀《莊子》、《文選》的(魯迅曾與施蟄存圍繞《莊子》、《文選》問題展開過筆戰，批評過施蟄存在《莊子》、《文選》上的態度。‐‐引者注)，這必有甚深奧義，假如不是對人非對事。&rdo;[5]隨後他在《談韓退之與桐城派》、《科學小品》、《關於焚書坑儒》、《遵命文學》等文中，大罵載道派的理論，對&ldo;黨八股&rdo;、&ldo;文藝政策&rdo;多有微詞。我覺得這是有影射魯迅的地方。1936年，周作人所作《遵命文學》一文，直接把矛頭指向魯迅和左翼作家：
對青年的朋友談八股文試帖詩，恐怕難免有點隔膜吧，那麼，我們也就不妨來改談&ldo;宣傳&rdo;。我平常對於宣傳不大有什麼敬意，因為我不相信廣告。其實店鋪裡倒是有些貨色的，廣告不過把次貨說得很好，宣傳往往是將無作有。仔細想起來，宣傳與廣告並不是一路，廣告似乎寫情書，宣傳乃是做八股。科舉停了三十多年了，看近年許多宣傳，自標語以至論文，幾乎無一不是好制藝，真令人懷疑難道習得性真能隔世遺傳的麼?表面上就只缺少一個&ldo;賦得&rdo;的題目，實際上自然還是有的，例如賦得擁護，賦得打倒，賦得紀念之類，短的標語即是破題，長的論文則滿篇矣。或擁護或打倒，儼然&ldo;漢高祖斬丁公論&rdo;式也，&ldo;若是乎從者之廋也&rdo;體的文章宜於嘲罵論敵，若發揮意見時又可以用&ldo;池水夜觀深&rdo;的魔語矣。
宣傳在別國情形如何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差不多同化於八股文而成為新牌的遵命文學，有如麻醉劑之同化於春藥。本來遵命文學做做亦何妨，旁人亦不必反對，只要他沒有多大害處。然而不然，遵命文學害處之在己者是做慣了之後頭腦就麻痺了，再不會想自己的意思，寫自己的文章。害處之在人者是壓迫異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現。無古今新舊，遵命之害一也，科舉的文詩為害已久，今豈可使其復興。凡寫文章須先自反省，此是一種八股否乎，然後再下筆，此弊庶幾可免。但亦曰庶幾耳，若要全去，恐非好好教養五百年不可，其時就是黃河也當清一次了。[6]
我們知道，周作人自和魯迅分手後，除了對中國古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婦女問題、反專制問題、兒童教育等問題兩人有相同點外，衝突的最大一點，乃是信仰與多疑的問題。魯迅參與社會運動，譯介俄蘇文藝，校正自我的思路，有擺脫&l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