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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確的。他們的文化先取法於中國，後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連做和尚的也誰都比不過玄奘。蘭學盛行之後，又不見有齊名林那，奈端，達爾文等輩的學者;但是，在植物學，地震學，醫學上，他們是已經著了相當的功績的，也許是著者因為正在針砭&ldo;自大病&rdo;之故，都故意抹殺了。但總而言之，畢竟並無固有的文明和偉大的世界的人物;當兩國的交情很壞的時候，我們的論者也常常於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於生存。不像倖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並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並不比為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8]
我從這悲涼的語氣中，感受到了這顆靈魂的偉大。用別國的火，來煮自己的肉，使國人不再盲目地囚於歷史的牢籠中，這是怎樣的悲壯之舉!這種心中裹著一團火的殉道感，在20世紀的文人中，是典型的代表吧?你讀一讀他的文章，從來沒有悠然的自娛，永遠是一種緊張，是對國人心靈的詰難，這種近於自虐又殘酷地審視他人的目光，使我們常常獲得一種猛醒的快慰。而在周作人那兒，是很少可以感受到這一點的。
但這並不是說周作人過於紳士，過於儒雅，他其實何嘗不理解其兄的苦境?在對域外文化的譯介中，周作人對魯迅的瞭解，大約比同代的許多人都更要清楚。但他的性格和知識結構，決定了他不會像其兄那樣具有強烈的參與感和承擔感，像魯迅似的在血與火之中承受苦難，且自願在黑暗中戰叫。魯迅之於周作人，是可理解之，同情之，卻難以學之。周作人在理性的層面上傾向於魯迅的某些格調，但在情感達成方式上，不會也不可能做到自虐和自嘲。周作人似乎過於冷靜，他的不動聲色甚至使我對其內心的平和抱有一種懷疑的態度。他何以有著這樣的超然?當面對諸多域外思潮和國內無邊的苦海時，他的教授式的不動聲色與娓娓而談，確實表明了他文化觀上的一種成熟。讀周作人的譯著和翻譯介紹文章，總忘不了他那種溫文爾雅的神姿，他似乎站在高高的講臺上，告訴學生，這兒好，那兒對;不要這樣，應該那樣，等等。這種個性，在他那兒是有一個過程的。誠如他所說，在譯介域外文化上，開始受林紓影響，後聽章太炎的講論，又發生了變化。面對諸多學術思想和外來文化，他喜歡得多，擇其優點而用之。但思路因此變雜，便生出諸多煩惱。《山中雜信》雲：&ldo;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託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rdo;這困苦在青年時代如斯，晚年恐亦有其因素，不過後來稍淡而已。儘管是矛盾的心情對待外來文化，但希望用它們來改造中國人的氣質，與魯迅是相近的。所以他說：&ldo;凡有各國的思想在中國都應該介紹研究，與希伯來對立的希臘思想，與中國關係極深的印度思想等，尤為重要：現在因為有聖書譯本的一層關係，所以我先將他提出來講，希望引起研究的興味，並不是因為看輕別種的思想。中國舊思想的弊病，在於有一個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發展;現在我們用了多種表面不同而於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調劑下去，或可以得到一個中和的結果。&rdo;[9]這樣的語氣是溫和的，與魯迅比，在態度上至少是不帶更強的色彩的。他的清醒和內省，嚴格說，與魯迅比是不差上下的。
周作人對中國文化落後一面的認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