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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思想是十分龐雜的。他既有進化論的觀念，又受惠於盧梭的某種精神。其所涉獵的領域亦十分廣泛，有邊沁學說、康德的思想、佛學理義、科學精神等等。因接觸大量域外文明，對中國國民遂生出諸多不滿。早年力主維新，倡明變法，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撰述多篇宏論，其中《過渡時代論》、《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新民說》等，思想一新，頗為青年注意，亦可謂啟蒙的先聲。梁啟超曾痛感中華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進化論之觀點入中土，闡明中國已處於過渡年代，&ldo;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臺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rdo;[1]看到了時代的轉機，導之以世界進步之聲，這是梁啟超那代人的功績。他們甚至天真地把&ldo;黃金世界&rdo;的到來，看成必然的歷史過程。但一旦觸及到中國的具體國情，那呼聲，總覺得有些弱小，改造社會，在那時談何容易!後來的歷史表明，更換政府容易，而改造國民性，則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魯迅歸國以後，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於國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對空泛的理想主義叫喊的一種糾正。一個失望於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異常沉重的。這種價值的承擔，魯迅與周作人都有過，魯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們的表現方式不同，但在對中國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魯迅有個時期抄古碑，周作人&ldo;閉戶讀書&rdo;，均是對現實絕望的一種態度。生活太苦，世道甚危，面對古老的民族積習，他們惟有長嘆而已。一方面是接受西方人文學說的啟蒙者，另一方面是亙古不易的人生之海，面對此，周氏兄弟有著巨大的悲哀。他們早期寫作中，呼籲人的文學，寫實的精神，大概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吧。
對周氏兄弟而言，留學日本，均有幾本洋人著作影響自己的終生。舉一個例子，魯迅特別推崇美國傳教士亞瑟&iddot;亨&iddot;史密斯所著《中國人氣質》一書。這書的觀點，對魯迅後來認識中國社會，其作用不可小視。他在死前的14天，還在文章中呼籲有人能將此書譯出，使國人看後能夠猛醒。周作人則信奉英國心理學家藹理斯的學說，認為此人的理論，對國人認識婦女，認識人自身，作用甚大。周作人後來有關婦女問題的觀點，顯然受到他的影響，兄弟二人接受的這兩種學說，其作者在西方都不算大家，但對兩人的作用，卻超過其他哲人。文化傳播的這種現象，不獨在中國，於世界各地，恐亦有此類雷同，頗值得研究。
周氏兄弟接受西方的進步思想，是心悅誠服的，這裡絲毫沒有國粹的餘痕。他們後來不久便告別了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深入到西學之中，參之以國學研究，考察歷史，探究人生，以自己的目光，去搜尋結論，很是用力。這是&ldo;被近代化&rdo;過程中的優秀學子獨有的選擇。只要看看後來兩人不遺餘力地譯介域外人文科學理論，對中國文化的梳理，便可體味出他們創造新文化的崇高精神。不隱諱自己民族的弱點，以韌力與傳統抗衡，兩人付出了不同的代價，仔細想來，確是悲壯的。
亞瑟&iddot;亨&iddot;史密斯的《中國人氣質》一書，於1894年美國紐約佛萊明公司出版，1896年，日本澀江保譯為日文，取名《支那人氣質》，由東京博文館出版。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看過此書，想是必然的。他後來曾4次在文章中提及過此書，希望有人能譯出，如1926年所寫《馬上支日記》，1931年致陶亢德的書信，1935年為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文，1936年所作《立此存照》(三)。如此看重此書的內容，在魯迅那裡是非同尋常的。《立此存照》(三)雲：
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