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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所用言利之臣，為孔僅、東郭鹹陽、桑弘羊《平準書》謂三人言利事析秋豪者也。鹹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鄭當時言進之。當時以任俠自喜，而好交遊，僅、鹹陽，蓋亦晁錯所謂&ldo;交通王侯，力過吏勢&rdo;者。其行事他無可考。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見《史記&iddot;平準書》。《鹽鐵論&iddot;貧富篇》：大夫曰：&ldo;予結髮束，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下。&rdo;其議論，具見《鹽鐵論》中。《鹽鐵論》為桓寬所撰。弘羊治法家之學，稱引管、商、申、韓。賢良文學則儒家者流，誦法孔、孟。桓寬亦儒生，必無左袒弘羊之理。然就《鹽鐵論》所載往復之辭觀之，弘羊持理殊勝，知非俗吏徒知蒐括者。然其行之終不能無弊，何哉？蓋法家之言輕重，意在抑強扶弱。強者誰與？商人是也。弱者誰與？農民是也。當時社會組織，商人實居形勢之地，豈如弘羊者所能裁抑？況弘羊所引用者，亦多商人，用商人以裁抑商人，是與虎謀皮也。《張湯傳》言：&ldo;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奸吏並侵漁。&rdo;又載武帝問湯曰：&ldo;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類有以吾謀告之者。&rdo;當時官吏商人，狼狽為奸，可以想見。何怪民受其害，而國亦不蒙其利乎？然加賦之所最忌者，為盡取之於農民。鹽鐵、均輸等，究皆取之農民以外。史稱其民不益賦而用饒，固不能謂非桑、孔、東郭等之功也。又武帝之事四夷，雖多失策，然攘斥夷狄之計，在當時固不容已。賢良文學欲罷鹽鐵、酒酤、均輸，弘羊難，以為&ldo;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rdo;，亦不能謂其無理也。
《史記&iddot;酷吏傳》言：張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豪強併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湯時為御史大夫。則湯亦頗與計政。時又有趙禹，為御史，至中大夫，與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得傳相監司。義縱以鷹擊毛摯為治。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奸，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又有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皆見《酷吏傳》。當時刻剝之政之所以能行，亦藉法吏左右之也。漢世酷吏，誠多摧抑豪強之意，然一切以武斷出之，禍豈能無及於齊民哉？
《酷吏傳》又言：自王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白，《漢書》作百。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慮、範生之屬。範生，《漢書》作範主。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大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裡者，不可勝數。天子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範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漢書》作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集解》：《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漢書&iddot;武帝紀》：天漢二年，泰山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即《酷吏傳》所云也。其不至於土崩者亦僅矣。宜乎宣帝欲立武帝廟樂，而夏侯勝訟言距之也。
第十一節 巫蠱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