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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資源。
但是河北漢人武裝內部組織鬆散，遠不如高歡麾下的北鎮集團擁有生存和政治進步雙重需求那樣富有凝聚力。
像同為河北漢人武裝代表的封隆之、李元忠等，在這一時期便幾乎沒有和高乾在政治上聲援互動的行為。
高乾所希望的政治處境，無疑是在孝武帝和高歡這對君臣之間左右逢源，乃至於成為第三方左右時局走向的勢力。
但高乾的悲劇在於，他並不是時局中的唯一選擇。
對孝武帝而言，在內有斛斯椿、王思政等胡漢大臣的輔佐，在外有賀拔嶽兄弟可為制衡。
而高歡的立場則就更清晰，他始終明確自己賴以做大的根本力量就是其麾下的北鎮力量，由其韓陵之戰前對高敖曹部曲戰鬥力的質疑便可見一斑。
高乾的死，對孝武帝而言是惱羞成怒、放棄並懲罰一個不肯依附他的河北豪強，對高歡而言則是提前剪滅一個潛在的對手和隱患。
高乾死後，其兄弟高敖曹等紛紛投奔高歡，似乎可以證明高歡並無加害高乾之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高氏兄弟已經不是早年橫行鄉里、意氣用事的鄉里俠少，他們需要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鄉土勢力。
高乾是由孝武帝下令誅殺，而且孝武帝所任用的斛斯椿等乃是爾朱氏餘孽，渤海高氏起義河北的一大政治意圖就是反對爾朱榮勢力。
政治上既不同步，彼此又存在血仇。高敖曹等此時投奔高歡，既是權衡利弊之後做出的決定，也是他們當時唯一的選擇。
畢竟高歡當時已經徹底消滅爾朱兆，並以晉陽為其霸府、確立了並肆之地為其大本營的路線，與河北豪強之間並不存在針鋒相對的鄉土資源競爭矛盾。
公元534年，高歡自晉陽起兵南下，所奉持的名義也是誅殺斛斯椿等爾朱氏餘孽，這與河北豪強的政治訴求是相同的。
高乾死後，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橋之戰中戰死。自此以後，東魏方面便鮮有漢人擔任方面大將。
高敖曹的死，當然不可以直接歸咎於高歡，但其實仔細分析之下，高敖曹應該是死於東西兩大北鎮武人集團的聯合絞殺。
高敖曹的軍事能力不必多言，儘管高歡坐擁六鎮大部分的軍事武裝、且麾下多有北鎮將領，但在東西魏對峙的前期，高敖曹始終都是獨當一面的統軍大將。
當時世道，南下的北鎮武人已經成為主流，西魏的塔防大師王思政也還沒有神功大成，高敖曹可以說是當時河北漢人武裝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其行事作風也的確是讓人志氣大壯。
高敖曹曾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玩握槊搏戲，御史中丞劉貴遣人來召見鄭嚴祖，高敖曹卻不放行，並命人將劉貴使者用木枷鎖住，劉貴使者說：“枷時易，脫時難。”
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頭顱並說道：“何難之有？”
之後高敖曹又與劉貴相坐，有人來奏黃河民工死傷甚巨，劉貴說：“頭錢價漢，隨之死。”高敖曹聞言大怒，抽刀便要砍劉貴。
劉貴逃回軍營，高敖曹還要召集部伍攻擊劉貴軍，侯景、万俟洛等胡將勸說之下，高敖曹才肯罷休。
劉貴就是當年高歡落魄投靠爾朱榮時、數次向爾朱榮舉薦高歡的匈奴人，面對高歡的良朋故友，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讓。
雖然後世有論劉貴所謂“一錢漢”並非特指漢人命賤，高敖曹反應過激云云，但先有社會普遍的歧視氛圍形成，才會有聞言大怒的反應，這是必然而有的現實。
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剛愎之處，但其不阿貴幸、勇於反擊的作風，在北魏末年胡風浸深、六鎮武人桀驁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亦足可稱筋骨強悍。
史載高歡對高敖曹禮遇有加，臨軍常以鮮卑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