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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字是學虞世南的。從小學到中學，一本《孔子廟堂碑》，被他臨摹得點點酷似。揮起筆來外柔內剛，風神瀟灑，俊邁而有逸氣。瞭解王一民的人都點頭稱道：真真是字如其人。
這會兒王一民坐在寫字檯前。他拿出手槍，小心翼翼地拉開，見裡面只有兩顆子彈了。他真喜歡這支槍。這槍不但幫他打了敵人，還勾起了他那難忘的戰鬥回憶……
“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他就被黨派進東滿抗日義勇軍裡去了。在那裡，他就有這麼一支小槍。因為有武術的功底，手勁、眼力都好，所以他槍法練得又快又好，面對敵人，彈不虛發。一九三三年初，黨又調他回哈爾濱做反日救國會工作。他就把小槍送給他的良師益友李漢超了。今天，他面前又擺著這麼支烤藍的小槍，怎能不高興呢。他找出一塊乾淨布包好，塞在腰帶上。然後站起身，跳上寫字檯，舉起手輕輕託開兩塊天棚板，手一用勁，又翻上了棚頂。天棚是兩層的，他探著身子，掀開一塊木板，板下放著黨的檔案和馬列主義書籍。他從腰中拔出小槍，放在檔案上，蓋好木板，又翻回到屋裡。他所以把這麼重要的東西都放在棚頂上，是有他的安排的。如果出現情況，他跳上寫字檯就可以迅速地翻上頂棚。房蓋上他早已準備好一個部位，椽子和瓦片都是活動的，手一扒，頭一頂就可以鑽出去。緊挨著他住的西房山頭，是一棵高大的楊樹，他縱身一跳就可跳到樹上，然後順著樹往下一滑就到了牆外。這樣，敵人還沒有攻破屋門，他已經跑到牆外的衚衕裡去了。
王一民從天棚上下來，擦掉寫字檯上的腳印，一看手錶，已經快到四點鐘了。他還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達前，趕回車站去。他忙洗了洗手，開啟立櫃下邊的抽屜，從裡面拿出一塊黑麵包，一碟酸黃瓜，又從暖壺裡倒了一碗白開水，坐在桌前，咬一口麵包，就一塊酸黃瓜，香甜地吃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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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滿的春風大，一刮就是好幾天。清晨，風颳得簷頭上的小鳥卿卿嗽嗽地叫個不停。它們叫著，跳著，迎著大風去外面覓食。從睡夢中醒來的人們，和往日一樣，又在盤算著這一天要幹些什麼。可是哈爾濱火車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樣了！通往南崗、馬家溝、道外的幾條馬路完全戒嚴，只有緊貼車站往霓虹橋去的一條通道可以行人。前一段時間連這條通道也被卡死，站裡站外憋得人山人海，有的旅客拿著長途火車票，眼看著火車開跑了，票白廢了，氣得直跺腳；有的婦女急得號陶大哭。敵人一看不行，這才下令開放這一條通道。人多、道窄，霓虹橋上擠得你喊我叫，前推後擁。挨近橋邊鐵欄杆的地方，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日本大兵。他們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兇狠狠地監視著每一個行人。任何車輛都不準通行了。這一來可苦了那些揹包提貨上下火車的人，他們流著熱汗，喘著粗氣，一步一步往前挪動著。有一位年過半百的老知識分子，穿著長衫，戴著禮帽，剛想去擦汗，一陣大風吹來，帽子刮跑了。這頂禮帽，翻滾著，蹦跳著向鐵欄杆前飛去。老知識分子衝出人流，剛要去攆禮帽，忽聽一聲斷喝：“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給！”一把明亮的刺刀對著他探過來，嚇得他一閃身，跌坐在地上。眼看那頂禮帽隨風翻跳著，飛到幾十米高的橋下去了。
王一民繞到道里，隨著人流走過霓虹橋。橋下往西南一直到車站主樓，一字排開站的還是日本大兵。他們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條狹窄的通道上，不許擅越雷池一步。越接近車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來往行人中賊眉鼠眼的可疑傢伙也多起來。王一民一邊走著一邊往“紀念碑”方向張望，首先進入眼簾的是那八個鮮紅大字：“趕走日寇，還我山河！”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敵人竟還沒有辦法把它擦掉！
在碑下，面對著八個大字站著一大群人，多數是穿著黃呢子軍裝和警察制服的傢伙。中間也夾雜著一些西服革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