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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攝政王之外,誰還能有這麼大權力。
如果說以前也有很多宋人,尤其是老派讀書人不喜歡攝政王,那是因為新政剝奪了他們的一部分特權,但對老百姓還是有利的,民間對這位大宋第一功臣唯一的非議只是殺伐過重。
但這件事兒一出,輿論就對攝政王非常不利了。以前殺伐過重基本都是對外族和敵人,要是連自己人都下狠手往死裡折騰,誰還能說個好?
不光舊文人,部分地主士紳,連帶著當地百姓都對攝政王開始了口誅筆伐,認為此人不除,大宋就永無寧日。至於說他對國家的功績,也不是忘了,而是暫時選擇性失憶。
也不是所有人都這麼絕情,在目前的大環境下,真的有人在報紙上為攝政王鳴不平,認為主要責任並不能全怪到一個人頭上,應該是手下人欺上瞞下。
為了說明自己的論點,還例舉了當年在甘涼路、大名府以及幽州的很多事例,以此證明攝政王談不上愛民如子,但也是個很講道理的人,不會如此亂搞,更不會為了侵佔田畝、收斂錢財害人性命。
想要土地北方有上百萬畝土地沒見他侵佔一畝,想要錢,大宋最賺錢的行業基本都是他弄出來的,犯得著捨本逐末嘛,此事必有冤情!
有這種見識、能理性分析問題、並敢於公開發聲的,多來自兩個比較龐大的群體。打頭的就是長江學院的學生,甚至連一向對新政有意見的研學會也改變了立場,站在了為攝政王喊冤的佇列裡。
隨後聲勢更大的則是各地商會,尤其是沿海州府的海商群體。剛開始他們沒敢發聲,見到長江學院學生的文章之後才後來居上。
商會有豐富的社會關係和組織能力,相比一村一縣、一州一府的地主、士紳更團結、更會集體運作。比起舊派文人他們有的是錢,也更會花,效率非常高。
誰聲音最大呢?商人們早就習慣了報紙,甚至很多地方性報紙就是他們辦起來的,在如何使用報紙上也算大宋最明白的群體了。
從福建兩省開始,沿海各地的報紙很快就調轉了輿論導向,從討伐大奸臣、大權臣、為百姓鳴冤,變成了深入分析這次事件的具體責任,話裡話外就是要替攝政王推卸不該屬於他的責任。
一方說攝政王是國家的禍害,一方說攝政王是國家的保護神,兩邊吵得不可開交。吵著吵著風頭又變了,主題從攝政王的問題上變成了互相攻訕。
誰出頭為攝政王鳴冤,就會被持對立態度的報紙抹黑,恨不得把人家祖宗八代都挖出來曬曬,屁大點的問題就能被放大好多倍。
商人和學生們也不含糊,要論這套街坊吵架的本事他們說是第二,就沒人敢說第一。反正現在也沒人能因言獲罪了,敞開了招呼吧。
這下可熱鬧了,前兩天還在報紙上人模狗樣、侃侃而談的正義之士,轉眼間就會被批的體無完膚、抱頭鼠竄。相比起商人來,舊派文人在人身攻擊的技術上真不佔優勢,只能依仗士大夫的傳統優勢勉強守住陣腳,不至於完全潰敗。
這場大辯論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迅速席捲了整個大宋,就連海東國的蔣二郎和蕭巫納也能看到,三番五次派人過來詢問洪濤是不是碰到了什麼麻煩,需不需要派兵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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