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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用時一週,白崇禧終於收了&ldo;口袋&rdo;
中央紅軍剛到達湘江邊時,白崇禧指揮的桂軍在封鎖線北面還有一個缺口,如快速前進可以透過。臨時中央負責人和李德卻捨不得那些罈罈罐罐,讓所有戰鬥部隊成甬道式掩護,部隊拉長到百里,渡江時間竟達一週。桂軍採取側擊,湘軍和蔣系中央軍追上猛攻,紅軍經血戰衝過湘江後只剩3萬多人,攜帶的笨重物件也大多被迫丟棄。隨紅五軍團擔任後衛的劉伯承最後渡江時,看到路邊倒下的大批烈士,四處散落的機器、裝備,滿江漂流的檔案和蘇維埃幣,不禁長長嘆息:&ldo;這樣下去怎麼得了!&rdo;
自第五次反&ldo;圍剿&rdo;以來,一些領導人和許多指戰員便對李德的錯誤指揮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經過湘江戰役這場紅軍戰史上人數損失最大的一仗之後,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面對中共領導人的指責,李德灰心喪氣地說自己只是個顧問,對失敗不能負責,臨時中央也不再讓他制定行動計劃。
據聶榮臻回憶當時的情景說:&ldo;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畫。我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rdo;迷信蘇聯模式,照搬洋教條的做法,在無情的實踐檢驗面前已經完全破產。
湘江戰後中央紅軍進入越城嶺山區,指揮責任由周恩來擔當起來。他聽從毛澤東的意見,改變預定計劃,剩下的3萬多紅軍轉向軍閥分裂割據且統治薄弱的貴州,才避免了全部覆沒。
1935年1月,中共中央舉行了遵義會議,李德參加了會議,卻只是坐在角落裡低頭受批判,會後被安排到紅一軍團隨軍行動。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李德表態支援北上,到陝北後又被安排在紅軍大學當教員,傳授蘇聯騎兵戰術,總算做過一點好事。
1939年,周恩來去蘇聯治傷,李德隨機返回蘇聯,到莫斯科後也受到批評。不過共產國際領導人認為他只是顧問,出的主意中共領導人可聽可不聽,最終未進行懲處,只安排他當翻譯,且不許參與中國事務。
留守蘇區部隊缺乏遊擊準備陷入被動
紅軍主力突圍前,臨時中央決定留下16萬作戰部隊,加上傷病員和地方機關人員共3萬餘人在原地堅持。由於原計劃是在湘西站住腳後可以反攻,留下來的項英等領導人接受的任務又是堅持原有區域,沒有進行遊擊戰的準備,這又釀成了蘇區淪陷時的被動局面。
【點評】外國&ldo;經驗&rdo;不可全信
李德成為一個搞教條主義的反面教員,長徵初期的慘痛損失更是典型例證。把紅軍的指揮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是中國共產黨內盲目迷信蘇聯教條的&ldo;左&rdo;傾錯誤造成的惡果。近代中國落後的社會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盲目崇拜外國的思潮,又是這一錯誤產生的思想基礎。
遵義會議撤銷李德的指揮權,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成熟起來。當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陝北,採訪中國紅軍領導人乃至李德本人之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ldo;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是絕不會再犯了&rdo;,&ldo;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從中受益。&rdo;李德也向斯諾承認,畢竟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探索和掌握適合自己需要的作戰方法。
回顧中央蘇區第五次反&ldo;圍剿&rdo;的失敗和匆忙撤離根據地的這段歷史,給中國共產黨人留下的教訓是多方面的,尤其可以看出盲目模仿外國、脫離中國實際的危害。事實證明,在中國土地上進行革命戰爭,必須從自身特色出發,不能照搬他國模式和仰賴他人指導,而應自己探索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