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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振瀛造成這一既成事實之後，就為他進一步在華北展開行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他又意識到，由《何梅協定》造成的華北駐軍的限制，如果不與日本方面妥協，第二十九軍在華北仍然是站不住腳的。於是他就八面玲瓏，四處活動，假借日寇駐軍華北而向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的手法，藉以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義，為第二十九軍索取更大的地盤。他一方面逕電蔣介石陳說日寇入侵，因見第二十九軍拼命抵抗，有所顧忌，才肯停戰，如將第二十九軍撤走，華北豈不斷送；並說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黃郛甘心賣國，要保華北，必去黃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漢奸陳覺生的介紹，在天津與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及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取得聯絡，說明前此相見以兵，彼此均系執行國家任務，現在既簽約言和，便當蠲棄前嫌，化敵為友；並說黃郛不過是一空頭政客，遭到軍人反對，他亦不能解決問題。日方亦知拉一黃郛，無濟於事，不如利用宋、肖作為其統治華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援肖的主張。
經過多方周旋，蔣介石終於同意改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宋哲元代替黃郛為委員長，並將該會原來的建制，由轄華北五省二市，改為只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並更名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任命宋哲元為冀察政務委員長兼河北省主席，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為察哈爾主席，秦德純為北平市長，肖振瀛為天津市長。
冀察政委會雖然在名義上仍然隸屬於南京國民黨政府，但是人權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裡。在財政方面，關稅、鹽稅和鐵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會截留支配，並且用這些收入來擴充軍隊，購買軍械，實質上已經成了變相的自治。事後曾有人問肖：&ldo;華北情況複雜而危險，決非長治久安之局，你們造成這個局面的目的何在?&rdo;肖答：&ldo;我們的目的是名利雙收，有了地盤，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財可發，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壓迫我們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就起來抗戰，這就是名。&rdo;冀察政委會就是在這樣投機取巧、行險僥倖的思想支配下產生的。
冀察政委會既然是在當時內外矛盾複雜交錯情況下的產物，因此政委會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行動也就表現了各種矛盾。表現在對外關係上，宋哲元對日寇的態度，既有妥協的成分，又有不妥協的成分。他對付日寇的辦法是，&ldo;表面上親善，實際上敷衍&rdo;；他對付漢奸親日派，是既不倚重他們，又不得罪他們，而是用羈縻籠絡的辦法，防止他們搗亂。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冀察的出路只有兩條：要麼就是向日寇投降，要麼就是與日寇決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而宋哲元動搖不定的態度，正是冀察當局在&ldo;七七&rdo;事變發生後，對抗戰問題搖擺不定，終至因循坐誤，造成軍事上重大失敗的歷史根源。
在冀察政委會成立後，日寇對冀察當局不僅在政治上、經濟上施加壓迫，而且在軍事上也步步進逼。1935年冬，日寇指使劉桂堂匪部，由察東向河北省竄擾，企圖在房山縣一帶建立盤踞的據點，以威脅北平的安全。經第二十九軍何基灃旅擊潰，向南逃竄。1936年9月18日，日寇步兵一個中隊在豐臺演習，在中途與第二十九軍相遇，因讓路發生爭執，遂起衝突。經雙方派員前往調解，第二十九軍由豐臺撤出。事態雖未擴大，然而日軍竟以此為藉口，增兵進駐豐臺，並且進一步要求在豐臺至蘆溝橋的中間地帶修築營房及機場，但均被拒絕。1937年2月，日寇又指揮冀東&ldo;民團&rdo;寧雨時部3000餘人，企圖透過昌平、南口之線向西活動，但被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何基灃旅包圍殲滅，並俘獲日人3名，供出他們企圖包圍北平西南和北面的陰謀。
&ldo;七七
